搬迁费全给了弟弟，我不抢，马上离职卖车，大年夜妈妈打电话：“我们在酒楼等你付账”，我乐：“慢慢等吧”
搬迁费全给了弟弟，我不抢，马上离职卖车，大年夜妈妈打电话：“我们在酒楼等你付账”，我乐：“慢慢等吧”
腊月二十九那天下午，我把车钥匙拍在二手车行的桌子上，老板正蹲在地上吃盒饭，筷子都没放稳就抬头看我。
“你急啥？”
“急用钱。”
他围着我的车转了两圈，拿手指头在引擎盖上划了一道，看漆面，又拉开副驾的门，捏了捏座椅边上的皮子。那车我开了六年，副驾基本没人坐，皮子还硬挺，就是去年夏天我妈坐过一回，她手里拎着两袋从早市上买的小白菜，塑料袋渗水，在座垫上洇出一小块印子，到现在还在。老板问我心里什么价，我说了个数，他笑了一下，没还价，只说了句“手续得等年后再办，先给你打个条”。
我拿着那张条子出了门，风刮在脸上，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三天没给我妈打过电话了。
不是赌气，是真不知道说什么。
事情得从腊月十五那笔搬迁费说起。
我们老家在城郊，一个叫河洼子的村，早些年种菜，后来地一垄一垄被征走，最后剩下老宅那一片，说是要修物流园。拆迁的事拖了七八年，我爸没等到，走的时候九十二岁。他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干，一冬天没下一场雪，院子里那口压水井的井台上裂了一道缝，我妈拿水泥抹了两回，都没抹住。
我爸走后第二年，搬迁费终于下来了。不多不少，八十七万。
我是腊月十五那天知道的。我弟给我打电话，说“哥，钱到账了”。我说“好”。他说“妈说这钱给我娶媳妇用”。我当时正在单位食堂打饭，手里端着一碗鸡蛋汤，汤面上漂着一层油花，我盯着那层油花看了能有十秒钟。
“你再说一遍。”
“妈说给我。”
我把那碗汤倒进了泔水桶，饭也没吃，请了半天假回了趟河洼子。
我妈坐在堂屋正中间那把藤椅上，怀里抱着个暖水袋，见我进来，眼皮抬了一下，又落回去了。我弟站在西屋门口，手里攥着个手机，脚上穿着双新拖鞋，毛绒绒的，蓝颜色，一看就是我妈去集上给他买的。
“妈，搬迁费的事，我怎么听我弟说——”
“我说给他了。”
她连个磕巴都没打。
“八十七万，全给他？”
“全给他。”
“那我呢？”
她把暖水袋翻了个面，塞到后腰底下垫着，声音不高不低，像念叨一件早就盘算好的事：“你在城里有工作，有房子，你媳妇娘家陪嫁那辆车你开着。你弟呢？三十一了，媳妇还没着落，这钱不给他给谁？”
“我那房子还有二十六年贷款。”
“贷款慢慢还呗，人年轻。”
我弟在门口接了一句：“哥，我不是不还你，等我缓过来……”
“你拿什么还？你那修车铺去年一年挣了几个钱，你心里没数？”
他脸一红，把手机往兜里一揣，回屋去了，门关得挺轻。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我爸的遗像，相框玻璃上落了一层薄灰。我爸这人一辈子话少，活着的时候最常说的就一句——“别争”。兄弟俩别争，邻里别争，争来争去没意思。他这话说了一辈子，我听了三十多年，那天站在那儿，我忽然觉得他说得不全对。
那天从河洼子出来，我没回城，把车开到村东头河堤上停着。冬天的河床干得见了底，几棵杨树剩着光杆，树枝子上挂着几个塑料袋，不知道谁家扔的。我在车上坐了四十分钟，抽了七根烟，把烟头一个一个塞进空矿泉水瓶里，拧上盖子，才发动车走了。
回城路上我做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那钱我不争。打官司，找亲戚说和，闹到村委会去，我不是没想过。可我太了解我妈了，她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再说我弟那个人，你把他逼急了，他能跪下来哭，哭完了该怎样还怎样。我爸那句话到底还是管用的——争来争去没意思。
第二个，我离职。
我在那个单位干了十一年，从二十八干到三十九，仓库保管员，后来兼着给食堂采买，一个月到手四千三。活不累，就是耗人。以前我想的是，爹妈都在河洼子，我离得近，有个什么事一脚油门就到了。现在搬迁费都给了弟弟，我妈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养老送终是弟弟的事，我这个当哥的，靠边站就行了。
那我还在那儿耗什么呢？
腊月十六我去单位办了手续。主任老周以为我要跳槽，问我找好了下家没有，我说没有，先歇一阵。他劝了我两根烟的工夫，见我态度坚决，就在离职单上签了字，末了说了一句“年后想回来随时说”。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车是腊月二十九卖的，卖了四万二。我那车当年落地九万八，六年折了一半多，车行老板说年根底下收车价压得低，过了年能多卖两千。我说不等了。
卖车的钱我没存银行，转手把信用卡还了两万三，剩下的一万九，我塞在床头柜那个装袜子的小抽屉里，拿一双没穿过的灰袜子盖着。
腊月三十那天，我哪也没去。媳妇带着孩子回娘家了，年前就跟我说好了，我没拦。我一个人在家，中午煮了半把挂面，卧了个鸡蛋，吃完了把碗泡在水池里没洗。下午把电视打开，央视一套在重播往年的春晚小品，声音开得不大，就当屋里有个响动。
下午三点半左右，手机响了，是我妈。
我盯着屏幕看了三声，接了。
“喂，妈。”
“你在哪呢？”
“在家。”
“哪个家？”
“城里。”
她那边安静了两秒，有电视的声音，还有我弟孩子在嚷，背景里挺热闹。
“晚上过来吃饭，镇上福临门酒楼，订了个包间，六点半。”
“谁订的？”
“我让你弟订的，你爸三年了，家里冷冷清清不像样，今年出去吃顿好的。”
我“嗯”了一声。
她又说：“你早点到，帮着张罗张罗。”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阵。福临门酒楼我知道，镇上唯一一家能摆席的馆子，包间最低消费八百八，一桌菜带酒水下来，一千二三打不住。我妈一个月养老金一百八十六块，我弟那个修车铺腊月里基本没进项，这顿饭钱谁出，不用问。
四点钟我给她回了个电话。
“妈，晚上我不过去了。”
“为啥？”
“我车卖了。”
她愣了一下：“卖车干啥？”
“离职了，用钱。”
电话那头安静了能有三四秒，我以为她要问个究竟，结果她只说了一句——“那你别管了，我们吃我们的”。
我说“好”。
五点半，天就黑透了。我把窗户关上，拉窗帘的时候，看见楼下有辆车拐进来，车灯从窗帘缝里扫过去，又没了。我们这栋楼是老单位分的房子，六层没电梯，我在四楼。楼下那棵老槐树夏天遮得屋里见不着光，冬天剩一树枯枝，风一吹，枝子刮在五楼人家的防盗窗上，咯吱咯吱响。
我煮了锅小米粥，煮上了才想起来，这锅小米是我爸在的时候河洼子自家地里收的，最后一茬，我妈给我装了一袋子，我一直没舍得吃完。粥滚起来的时候，米香蹿了一屋子。我盛了一碗，没放糖，喝了一半，剩下的半碗连锅一起撂在灶台上，等它自己凉。
六点四十，我妈电话又来了。
“你真不来？”
“不去。”
“那你弟这钱……”
“妈，搬迁费八十七万，我一分没见着。今晚这顿饭，你自己算算该谁出。”
她那边没声了。我能听见包间里电视的声音，好像也是在放春晚前的什么节目，还有服务员在报菜名。过了几秒，我弟把电话接过去了。
“哥，大过年的，你让妈下不来台是吧？”
“我怎么让她下不来台了？饭是你订的，客是你请的，钱你出，天经地义。”
“我这不是手头……”
“你手头八十七万。”
电话那头咣当一声，不知道是他把手机撂桌上了还是碰了杯子。我妈把电话又拿回去了，声音比刚才硬了不少。
“老大，我就问你一句，这顿饭你出不出？”
“不出。”
“那你以后别回来了。”
“行。”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扣在茶几上，屏幕朝下。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小米粥在锅里结膜的声音，那种细微的、皮儿绷紧的动静。
我坐到沙发上，把电视调到了本地台，在放一台什么晚会，台下坐满了人，台上唱歌的我不认识。我看了能有十来分钟，手机又震了一下，是条短信，我弟发的，就一行字——“哥，算你狠”。
我没回。
晚上九点多，我下去扔垃圾，顺道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烟。老板娘正看春晚，见我进去，说“过年好啊”。我说“过年好”。她问我怎么没回家过年，我说“回了，又出来了”。她笑了一声，没再问。
我站在小区门口抽了一根烟。路灯底下停着一辆车，跟我卖掉的那辆一个牌子，颜色不一样，是白的。我看着那辆车，忽然想起来我爸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车是给人用的，不是给人看的”。当年我买车的时候，他还从河洼子给我拎来一桶自己榨的花生油，搁在后备箱里，桶底垫了张报纸，怕油了车垫。那桶油我吃了大半年，最后一顿是炒的白菜，油瓶倒过来控了半天，控出小半勺。
那晚上我睡得挺早，十点半就躺下了，春晚也没看完。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醒的，窗外头有人在放炮，稀稀拉拉几声，也不像往年热闹。我起来把昨天剩的小米粥热了，就着一块腐乳吃了，吃完了把碗洗了，这是我这几天头一回洗碗。
初二那天，我弟来了。
他自己来的，没带孩子没带媳妇。进门在玄关站了半天，我给他找了双拖鞋，他低头换鞋的时候，我看见他那双运动鞋侧边裂了个口子，露着白袜子。
“哥。”
“坐吧。”
他在沙发上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了搓。
“那天……我话说重了。”
我没接这个茬，给他倒了杯水。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杯子搁下，才说正事。
“妈那晚在酒楼，饭吃到一半就不高兴了，最后是我刷的信用卡，一千四百六。”
“嗯。”
“回家就躺下了，第二天早上说不舒服，我拉她去镇卫生院，量了血压，高了，大夫给开了药，这两天在家躺着呢。”
我攥着水杯没说话。
“哥，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
“那你是来干啥的？”
他吭哧了半天，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搁在茶几上，推到我跟前。
“这卡里有二十万，妈让我拿来的。她说搬迁费她做主了，不该全给我，这二十万你先拿着，剩下的我慢慢……”
我看着那张卡，半天没动。
“妈什么时候说的？”
“初二早上，她躺在炕上跟我说的。她说她夜里想了一宿，想明白了，我哥在城里也不容易，那车说卖就卖了，指不定遇上什么难处了。她让我先把钱送来，别等着过了初五。”
我弟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茶几腿，不看我。
我把卡推回去了。
“你拿回去。”
“哥——”
“你听我说完。这钱我不是不要，是现在不能这么要。妈躺炕上想了一宿想明白了，那我问你，年前那半个月她想啥了？腊月十五我到堂屋里问她，她连个磕巴都不打就说全给你。那会儿她想啥了？”
我弟不吭声了。
“你把卡拿回去，跟妈说，钱的事先搁着，我一分不拿，也不告你们。但我也不会因为这张卡，大过年的就跑回去认这个账。你让她好好躺着，血压高不是闹着玩的，过了初五要还高，你拉她去县医院，别在镇上凑合。”
我弟把卡揣回兜里，站起来要穿鞋，临出门又回头说了一句：“哥，酒楼那顿饭，你那份我给你留着呢，妈让打包的，一条鱼，一个四喜丸子，在冰箱里冻着。”
“行，你留着吃吧。”
他走了。我关上门，在门口站了一阵，低头看见他换下来的那双拖鞋，鞋底沾着点泥，在门口的垫子上印了两个半圆。我把拖鞋拎起来搁鞋柜里，顺手把我那双擦得干净却很旧的皮鞋往里推了推。
下午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接得挺快。
“妈。”
“嗯。”
“血压多少？”
“一百六，一百。”
“药按时吃，过了初五还高，去县医院。”
“知道了。”
顿了一下，她说：“钱的事……”
“钱的事再说吧，你先养着。”
她把电话挂了。我听见挂之前她好像想说句什么，但是没说出来。
这事到这儿，照理就算有个眉目了。可我在家又待了两天，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初四那天，我去了趟河洼子，没进家门，在村里转了一圈。拆迁的事已经动起来了，村东头几户人家的房子扒了，砖头瓦块堆了一地，有台挖掘机停在路边，铲斗上结了霜。我走到老宅后头那条巷子，看见我家院墙根底下搁着几个腌菜坛子，我妈那口最老的坛子也在里头，坛口拿塑料布扎着，压了块红砖。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个坛子，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搬迁费八十七万这个数，我打哪儿知道的？
腊月十五我弟电话里说的是“钱到账了”，我问多少，他说“八十七万”。我当时在食堂打饭，脑子一热，骑上车就走了，后来也没核实过。八十七万这个数，从头到尾都是我弟一张嘴说的。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去了趟村委会。村委会就剩一个看门的老头，说是都放假了，档案柜锁着，初七才有人。我在公示栏上看见一张贴了很久的纸，角上卷了，上面是各家各户的拆迁补偿明细。我一行一行找，找到了我家的名字，后面的数字是——一百零三万四千。
跟我弟说的八十七万，差着十六万四。
我站在公示栏跟前，风从村街上刮过来，卷着地上的炮仗皮。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念头，转得最快的一个是——我弟扣了十六万。可紧接着我就想起他送卡那天，鞋边上裂的那个口子，还有他说“我慢慢还”时候的样子。他不像是手里攥着十六万的人。
那这十六万四去哪儿了？
我又看了一遍那张纸，这回看细了。补偿分三项，房子、院子、地上附着物。我们家院子大，那口压水井、两棵枣树、靠墙一排猪圈，都算附着物。这三项加一块儿是一百零三万四。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代扣”。
我没戴花镜，凑近了才看清——“代扣集体设施分摊款：十六万四千”。
旁边还贴了一张纸，是分摊款的明细，修路、铺管道、建污水处理站，各家按宅基地面积摊。我家院子在村里算大的，摊得最多。
我站那儿看了好一会儿，把那张纸上的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掏出手机给我弟打了个电话。
“你那天说的八十七万，扣的是什么？”
他在那边顿了一下：“哥你知道了？”
“我在公示栏看着了。”
“就是分摊款，村里按院子面积摊的，咱家院子大，摊了十六万四。妈知道这事，她让我别跟你说，怕你心疼。”
“怕我心疼？”
“嗯，妈说你这人认死理，要是知道钱没少给、是让村里扣了，你准得跑村里去问个明白，大过年的闹得不好看。”
我拿着手机没说话。
“哥，钱是真给了，八十七万，一分没剩。妈那天在酒楼说的那句‘你以后别回来了’，她说完就后悔了，晚上回家哭了一场，跟我说，你哥那车卖了，不定遇上啥难处了，这钱咱不能全攥着。”
我在公示栏跟前站到了天擦黑。往回走的时候路过村口小卖部，我进去买了包烟，老板娘认出我来了，说“你不是老陈家老大吗，好几年没见你了”。我说“回来看看”。她给我拿烟的时候说：“你妈那人，嘴硬。去年秋天她来我这儿买酱油，说你弟修车铺缺钱，问能不能赊两瓶，我赊给她了，过了半个月她拿钱来还，还多给了两块，说算利息。”
我拿着烟出了门，在车上坐了一阵才打火。
初五早上，我煮了那锅剩的小米粥，这回全喝了。喝完了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今天感觉怎么样？”
“不高了，一百四。”
“县医院去不去？”
“过了初七再去，这两天大夫都歇着。”
“行，初七我陪你去。”
她那头静了一下：“你车不是卖了？”
“坐公交去。”
她又静了一下，然后说：“那你早点来。”
初七那天我是坐早班公交去的县医院，倒了两趟车，到的时候八点四十。我妈和我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我弟手里捏着挂号单，我妈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手里抱着那个暖水袋，蓝拖鞋换成了黑棉鞋。
看见我进来，她把暖水袋往腿上一放，说了句“来了”。
我说“嗯”。
陪她看完大夫，拿了药，我弟去交的钱。从医院出来，我妈说饿了，我们仨在路边一家早餐铺子吃了包子。我弟付的钱，一共二十七块。
吃完了，我妈从兜里摸出那张卡，搁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拿着。”
我看了看那张卡，又看了看我弟。我弟低头啃包子，没吭声。
“妈，分摊款的事我知道了。”
她的手在卡上按了按：“知道就好。这二十万你拿着，剩下的你弟慢慢还。你要是不拿，我这心里搁着事，血压下不去。”
我把卡收起来了。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城里，把床头柜里那双灰袜子底下压着的一万九拿出来，又添了六千，凑了两万五，第二天给我弟送去了。
“这钱你拿着，修车铺开春进点件儿，别老赊。”
他接钱的时候手有点抖。
我扭头就走了，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修车铺门口，手里攥着那个装钱的信封，脚上换了双新鞋，还是蓝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妈又去集上给他买的。
初十那天我把卖车的手续办利索了。车行老板说年后行情好点，又多给了我一千五。我拿着那笔钱，去二手车市场转了一圈，没买车，倒是看中了一辆电三轮，带棚子的那种，接送我妈去县医院做复查方便。老板要三千八，我还到三千四，说好过了十五提车。
十五那天晚上，我妈打电话来，说在家煮了元宵，让我回去吃。
我说“行”。
到河洼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院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堂屋亮着灯，我妈在灶上忙活，我弟蹲在地上剥蒜。我爸的遗像前头，摆了一碗元宵，热气往上飘，把相框玻璃上那层薄灰熏出了一道印子。
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洗手吃饭。”
我“嗯”了一声，把手里的电三轮钥匙搁在桌上。
她看见了，问：“这啥？”
“给你买的，开春复查用。”
她拿起钥匙看了看，又放下，嘴里说“瞎花钱”，转身去灶上盛元宵了。碗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见她指甲上涂着透明指甲油，亮亮的一层，不知道什么时候涂的。
我弟凑过来小声说：“妈初二那天涂的，说大过年的，手上得有个亮。”
窗外头有人在放烟花，从窗帘缝里扫过去一道光，又没了。
这事到这儿，我其实还是没想明白。我妈腊月十五说“全给他”的时候，到底是真心的，还是赌我在城里过得比我弟好，用不着这笔钱。她初二躺炕上想了一宿，想明白的到底是搬迁费该分我二十万，还是她那个大儿子把车卖了、一个人在家喝的半碗小米粥。我弟扣下那十六万四不说，到底是我妈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主意。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要是我在酒楼把账结了，后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们家里老人分家产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事后谁都不认账的时候？那句“你以后别回来了”，到底算不算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