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工厂赚了九个亿，年终奖只有两千。我没闹，收拾东西走人。第二天六十个重要员工跟我一起离职，厂长慌了
我把搪瓷缸子搁在窗台上，倒了半缸子开水。
缸口磕掉一块瓷，露着黑铁，泡了十几年，那块黑铁锈成了黄褐色。
窗外的冲床一下一下地砸，咚咚，咚咚。
切削液的味道从门缝里钻进来，混着食堂飘来的炖白菜味。
腊月初八，发年终奖。
上午十点，三楼办公室的门开了，周厂长抱着一摞红纸包出来。
红纸包是一块钱一张的那种，边角还卷着。
他站在车间中间那块空地上，清了清嗓子。
“都停一停，都停一停。”
冲床停了，车间一下子静得发慌，只剩头顶那排风扇吱吱地转。
我端着缸子站在技术部门口，没往前凑。
老张从车床那边跑过来，油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许工，今年能有多少？”
“不知道。”
“去年不是一千二吗，今年厂里挣那么多……”
他没说完，自己先笑了。
周厂长开始念名字。
“王建国，八百。”
“李秀兰，八百。”
“张德发，一千。”
老张应了一声，跑上去接了，回来的时候把红包捏在手里掂了掂。
“许工，你肯定最多。”他说。
念到最后一个，周厂长停了一下。
“许志远。”
我走过去。
周厂长把那个红包递过来，比别人的厚一点，纸壳子也硬一点。
“老许，你是最高的。”他说。
底下有人鼓掌。
我捏了捏那个红包，薄薄一层，里头两张。
我把它揣进工装口袋，说了句“谢谢厂长”，转身回技术部。
老张跟进来，把门带上。
“多少？”
“两千。”
他愣了有三秒。
“两千？”
“嗯。”
“他们干活的都八百一千，你两千？”
我把缸子放桌上，没说话。
老张站了一会儿，骂了句什么，声音压得很低。
我把红包掏出来撕开，两张一百的，崭新，边角能割手。
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是真的。
我今年四十七，在这厂里干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我来的时候，厂子还在老国道边上，三间瓦房，两台旧车床。
那时候周厂长还不是厂长，是周师傅，比我大十一岁。
他教我看图纸，教我磨刀。
我第一次车出来的活他拿卡尺量了，说“差三丝，再走一刀”。
那把卡尺是他借我的。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把，一千二，日本三丰，用了十二年。
现在那把卡尺还在我工具柜最底下那层。
十八年里，厂子搬了三次，从三间瓦房搬到三十亩地。
我从学徒干到技术部负责人，手底下管着六十号人。
三年前，厂里接了个活。
是给一家做电动车的厂子做电机轴。
精度要求高，一根轴上有六道台阶，最细的地方只有十四毫米。
头一批做了两千根，废了一千八。
客户来验货，站在检验台边上没说话。
走的时候留下一句：再给三个月。
周厂长那天晚上在车间蹲到十二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在他边上蹲着，也没说话。
后来我说：“给我七个月，我带人干。”
他把烟头摁在地上，说：“干。”
那七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想起来，脑子里全是声音。
磨床的声，气枪的声，还有半夜里车间顶棚漏雨，滴滴答答砸在铁皮桶上的声。
我带了二十四个人，白班夜班倒着来。
头两个月，良品率三成。
第三个月，四成半。
第四个月，我在磨床边上蹲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不是刀的问题，是冷却液的问题。
我让人把冷却液的浓度调了，从百分之八调到百分之十一。
那一炉，良品率六成二。
第七个月，九成八。
客户来验货那天来了四个人，其中一个女的，戴眼镜，拿着本子一页一页地记。
验完了，她合上本子说：“许工，这条线我们锁定了。”
周厂长在旁边笑得眼睛都没了。
第一年，这条线做了两亿三千万。
第二年，三亿一千万。
第三年，三亿六千万。
三年加起来，九个亿。
车间墙上那块红榜年年换，最上面一行写的是“累计产值九亿元”。
字是周厂长自己用毛笔写的，写得歪，那个“亿”字的最后一撇拉得老长。
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八。
年终奖去年一千二，前年一千。
今年两千。
老婆问过我一次。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她端着洗完的碗出来，靠在门框上。
“人家都传你们厂挣了大钱。”
“嗯。”
“你挣了多少？”
“够花。”
她没再问，转身进去了。
我带的这六十个人，是三年里一点点攒起来的。
技术部九个，磨床十二个，车床十五个，检验八个。
剩下的调试、刀具、仓储、外协，凑齐六十。
三年里没有一个走的。
过年的时候我老婆腌萝卜干，一坛子，我带到厂里，搁在更衣室。
中午吃饭，谁都能来夹一筷子。
老张最爱吃，每次夹完都要说一句“嫂子手艺真好”。
腊月二十，周厂长的儿子回来了。
周斌，三十一岁，英国念的书。
回来的时候穿一件灰呢子大衣，皮鞋擦得能照见人。
他在车间里走了一圈，手插在兜里，什么都没碰。
走到磨床那边，他站住了。
“这个人的手套为什么不换？”
他指的是老李，老李的手套磨破了两个洞。
老李把手往身后藏了藏。
我说：“他昨天报的，仓库没到货。”
周斌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说话。
腊月二十二，厂里开了个会。
会议室在三楼，暖气烧得很足，窗玻璃上全是雾。
周斌站在白板前面，讲了一个半小时。
讲的是标准化管理、流程再造、绩效重构。
我坐在最后一排，端着缸子喝水。
他讲到一半，指着投影上的一张表说：“技术部的工作，其实是可以拆解的。”
“拆解之后，谁来做都一样。”
我把缸子放下来。
散会的时候周厂长走在最后，拍了拍我肩膀。
“老许，年轻人有想法，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
“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厂子大了，得讲规矩。”
“嗯。”
他手在我肩上按了按，走了。
我站在楼梯口，闻着楼道里那股暖气烘出来的灰尘味。
腊月二十三，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纸。
是年度技术攻关奖的名单。
一等奖，周斌。
二等奖，技术部。
三等奖，磨床班组。
我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三遍。
我的名字，从头到尾没出现。
老张挤过来，也看了一遍。
他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咽回去了。
我说：“走吧，干活。”
腊月二十四早上，我到车间，发现工具柜的锁换了。
我那个柜子在技术部门口，铁皮柜，蓝漆掉了一半。
最上面贴着我女儿小时候画的画，画的是一个太阳，太阳底下三个人。
现在那把锁是新的，铜色，亮。
我的东西被装进一个纸箱，搁在柜子旁边的地上。
纸箱是装外协件的那种，边上印着“易碎”。
我蹲下来，一件一件往外掏。
一把卡尺，数显的，一千二，我自己买的，用了十二年。
一副听诊器——听轴承用的，我自己改的。
半包烟，一个打火机。
搪瓷缸子。
缸口原来磕掉一块瓷，现在多了一道口子，从缸沿裂下去，裂到缸腰。
萝卜干罐子碎了。
玻璃罐，老婆从超市拿的，罐身上还贴着价签，六块九。
碎玻璃和萝卜干混在一起，纸箱底下洇出一片黄水，一股子咸味。
我用手一片一片地捡，捡到一半，手指头划了个口子。
血珠子冒出来，我把手往工装上按了按。
周斌从办公室出来，站在门口看。
“许工，不好意思啊，我们做标准化，私人物品不能放车间。”
“行。”
“东西我让人给你挪到更衣室了。”
“行。”
他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进去了。
我把纸箱抱到更衣室，放在长条凳上。
老张跟进来，蹲在纸箱边上，看着那堆碎玻璃。
“谁干的？”
“标准化。”
“标准化个屁。”他声音一下子就高了。
“小点声。”
“许工，你——”
“行了。”
他蹲在那儿，两只手抓着膝盖，指节都白了。
腊月二十六，年会。
在厂区旁边的金满堂，摆了十八桌。
我不想去，周厂长打了两个电话，我去了。
坐在最边上那一桌，跟技术部的人一起。
台上唱歌，跳舞，抽奖。
三等奖是电饭锅，二等奖是手机。
一等奖是一台电动车，周斌上去抽的，抽中了他自己。
台下笑成一片，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
抽完奖，周厂长上台讲话。
他讲了二十分钟，讲三年，讲九个亿。
“我们厂从三间瓦房干到今天。”
他讲到这儿，声音有点抖。
“这九个亿，是大家一块儿挣出来的。”
“我周德海，亏待不了任何一个老兄弟。”
台下鼓掌，鼓了很久。
讲完话发红包。
红包是一个一个念名字发的，从八百到两千。
我坐在那儿，听着自己的名字被念出来。
“许志远。”
我上去，接了。
周厂长握着我的手，手心是热的，有点汗。
“老许，你是最高的。”他又说了一遍。
底下又鼓掌。
我捏着那个红包，说了句“谢谢厂长”，下来了。
回到桌上，老张问：“多少？”
“两千。”
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搁。
“他们干活的八百，班长一千，车间主任一千五，你两千？”
“嗯。”
“九个亿啊许工。”
“嗯。”
我把红包揣进口袋，端起碗喝了口汤。
汤是排骨炖藕，藕炖得有点烂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
散场的时候周厂长在门口送人，看见我，拉住我胳膊。
“老许，明年我给你提一提。”
“好。”
“你别多想。”
“没多想。”
他松开手，我往外走。
外面下着小雪，落在脸上凉丝丝的，路灯光照着一层白。
我走了四十分钟回家，没打车。
腊月二十七，我照常上班。
把技术部那几台设备的参数又核了一遍。
把外协的三家供应商的电话整理成一张表。
下午四点，我把工牌、钥匙、门禁卡放在技术部的桌上。
桌上还有一份没写完的工艺卡，写到一半，笔搁在本子上。
我把笔帽扣上。
老张从外面进来，看见桌上的东西，脸一下就白了。
“你干嘛？”
“走人。”
“你说什么？”
“走人。”
他站在那儿，嘴巴张着，半天没合上。
“许工，你别吓我。”
“没吓你。”
“那六十个人怎么办？”
“该干嘛干嘛。”
他喉咙里咕噜了一声，没说出话。
我把工装脱下来，叠好，放进柜子里。
柜子里还剩一件备用的，我也叠了。
然后我拿起那个纸箱，往外走。
走到车间门口，我停了一下。
冲床还在响，咚咚，咚咚。
老李在磨床那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我没跟他打招呼。
腊月二十八，我没去上班。
手机从早上七点开始响，一直响到中午。
我没接。
中午十二点，老张来了我家。
进门鞋都没换，站在玄关那儿喘气。
“许工，厂里炸了。”
“怎么了？”
“六十个人，今天全交了辞职报告。”
我端着碗，筷子停在半空。
“谁让他们交的？”
“没人让，自己交的。”
他把手机掏出来给我看。
人事群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红点一直在跳。
“王建国：辞职报告已交。”
“李秀兰：辞职报告已交。”
“张德发：辞职报告已交。”
我往下翻，翻到最底下，六十条。
一条不多，一条不少。
人事那个小姑娘在群里发了一句：“各位师傅，能不能先别交，等厂长来了再说。”
没人回她。
我把手机还给老张。
“你交了吗？”
“我第一个交的。”
下午三点，周厂长的车停在我家楼下。
他从车上下来，站在单元门口抬头看了看，然后上楼。
我在阳台上看见他的，手里那根烟烧到了头，烫了一下手指。
门铃响了三下。
我去开门。
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藏青色的羽绒服，领子立着，头发上落了一层雪。
“老许。”
“厂长。”
“进去说？”
我让开身子。
他坐在我家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老婆给他倒了杯热水，用的是家里那个玻璃杯，不是我的搪瓷缸子。
他捧了一会儿，没喝。
“老许，六十个人。”
“我知道。”
“你知道？”
“今天中午知道的。”
他把杯子放下，往前推了两寸。
“老许，是我哪里对不住你？”
“没有。”
“那为什么？”
我看着茶几上那杯水，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冒。
“厂长，我干了十八年。”
“我知道。”
“三年前那条线，我蹲了七个月。”
“我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我的工具柜是谁换的锁？”
他愣了一下。
“什么锁？”
我没说话。
他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点了一根。
我家的烟灰缸是个罐头瓶，我女儿的，小时候做手工用的。
烟灰掉进去，一层。
“老许，年终奖的事，是我考虑不周。”
“不是年终奖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你在台上说，亏待不了任何一个老兄弟。”
他抽烟的手停了一下。
“老许，那你当时怎么不闹？”
“我没闹，我就是收拾东西走了。”
“你要闹一闹，我还能知道。”
“闹了你就知道了？”
他把烟叼在嘴里，没接话。
周厂长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接了，走到阳台上。
我听见他在阳台上说话，声音越来越急。
“什么报备？什么报备？”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他从阳台回来，脸是白的。
“老许，三年前那份技术开发协议，你还记得吗？”
“记得。”
“附件第三页，有一行字。”
“我知道。”
他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那行字是我加的。
当年拟协议的时候，客户那边的法务发来一版。
我看了三遍，在附件第三页加了一行。
本项目技术负责人变更，需提前三个月书面报备甲方，并经甲方书面认可。
我加这行字的时候，周厂长坐在我旁边，催我快点签。
“这些洋玩意儿，看不看都一样。”他说。
他签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快得很。
“客户今天下午发的函。”他说。
“嗯。”
“说技术负责人变更没报备，暂停下季度的订单，要重新做供应商审核。”
“嗯。”
他把烟摁灭在罐头瓶里，摁了两下才灭。
“老许，你回厂里吧。”
“不回。”
“条件你开。”
“我不开条件。”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搓了搓。
“老许，我知道周斌有些地方做得不对，我回头收拾他。”
“厂长，不是他的事。”
“那是什么事？”
“是你签字的时候，连看都没看一眼。”
他愣住了。
外面楼道里有人上下楼，拖鞋踩在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我老婆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的。
“老许，你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要那六十个人，有地方吃饭。”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站了一会儿，又坐下了。
“老许，我那厂子，是我一辈子攒下来的。”
“我知道。”
“我今年五十八了。”
“我知道。”
“斌斌是我儿子。”
“我知道。”
“他要是不成器，我死了都闭不上眼。”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砖上的一块污渍。
我没接话。
他坐了一刻钟，走了。
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
“老许，那行字，是你什么时候加的？”
“签之前。”
“你怎么知道要加这行？”
“因为客户认的是人，不是厂。”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下楼去了。
腊月二十九，远东精工的老板来了。
姓方，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冲锋衣，开一辆国产的SUV。
他来找过我三次，前三次我都回绝了。
第一次是两年前，第二次是去年春天，第三次是去年秋天。
这次他没带方案，也没带合同。
他坐在我家饭桌边上，我老婆给他盛了碗面。
他吃了两口，说：“许工，人我都要。”
“六十个？”
“六十个。”
“一个不能少。”
“一个不能少。”
我把筷子放下。
“方总，我有个条件。”
“你说。”
“他们这六十个人，年后的工资，比宏昌高两成。”
“行。”
“还有，车间里的私人物品，随便放。”
他愣了一下，笑了。
“行。”
“还有一条。”
“你说。”
“我那个工具柜，得是铁的，蓝漆的。”
“行，你说什么色就什么色。”
我端起缸子喝了口水。
水是温的，缸底那块锈在杯底晃了一下。
腊月三十，我在家贴春联。
女儿从学校回来了，站在凳子上，让我看正不正。
“爸，左边高了。”
“哪儿高了？”
“你往右挪一点，再挪一点。”
我挪了挪，她说：“行了。”
我老婆在厨房里炸丸子，油锅滋啦滋啦响。
她喊我：“许志远，把萝卜干坛子搬出来。”
我把坛子从阳台搬到厨房，坛子沉，得有二十斤。
她说：“再腌一坛，年后你带去。”
“带去干嘛？”
“你那些兄弟爱吃。”
年三十晚上，我给老张打了个电话。
“年过得去吗？”
“过得去。”他说，“许工，你那边定了？”
“定了。”
“哪儿？”
“远东。”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远东好。”他说，“远东的机器新。”
“嗯。”
“许工。”
“嗯？”
“我跟他们说一声。”
“你别撺掇。”
“我没撺掇。”他说，“我就是说一声。”
年后初八，新厂开工。
厂子在开发区，比宏昌大，车间是新的，地面刷了绿漆，走上去有点黏鞋。
我的工位在技术部最里面，靠窗，窗外是一排杨树。
桌上摆着那只搪瓷缸子。
缸口那道裂口，我用AB胶粘过，粘得不太好看，一道深褐色的疤。
早上七点四十，我端着缸子去车间。
老张已经在磨床那边了，油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许工，早。”
“早。”
“这机器比咱那边的新。”
“嗯。”
“就是不知道使起来顺不顺手。”
我把卡尺掏出来，放在检验台上。
数显的，一千二，用了十二年，屏幕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第一根轴从磨床上下来，我拿起来量了量。
尺寸在公差带中间。
老李从车床那边探出头：“许工，我这边也开了。”
“开吧。”
“那我可真开了啊。”
“开。”
他缩回去了。
中午吃饭，新厂的食堂在二楼。
我老婆腌的那坛萝卜干摆在更衣室的长条凳上，坛口盖着一块纱布。
老张第一个去夹的，夹完说：“嫂子手艺真好。”
后面的人排着队，一个接一个。
王建国夹完，把筷子在坛口上磕了两下。
“许工，这坛子比原来那个大。”
“嗯，我老婆换的。”
“原来那个呢？”
“碎了。”
他“哦”了一声，端着碗走了。
下午三点，方总来车间转。
他站在磨床边上看了半天，问我：“良品率现在多少？”
“九成六。”
“什么时候能到九成八？”
“给我三个月。”
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
“许工，宏昌那边给我打过电话。”
“谁打的？”
“周德海。”
“他说什么？”
“他问我，能不能把那六十个人还回去。”
“你怎么说的？”
“我说，人在你那儿，你问他。”
我笑了一下。
三月的时候，宏昌那边来过一个电话。
是人事那个小姑娘，问我社保怎么转。
我跟她说了流程，她记下来了。
末了她犹豫了一下。
“许工，厂里现在……”
“嗯？”
“周厂长慌得不行。”
我说：“你跟他说，让他把那行字看一看。”
她没听懂，“啊”了一声。
我说：“没事，你忙吧。”
挂了电话，我把缸子端起来喝了口水。
水有点凉了。
窗外的杨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风一吹，翻过来是白的。
老张从车间那头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纸。
“许工，这个尺寸我拿不准。”
我接过来看了看。
“走，去看看。”
我把缸子搁在窗台上，跟着他往车间走。
车间里还是那个味，切削液混着热铁屑的味。
冲床一下一下地砸，咚咚，咚咚。
风从大门那边灌进来，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