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公里二手车”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语法上的怪胎。车是新的,里程是零,法律身份却是二手。它之所以能同时成立,靠的不是技术定义,而是一条被刻意留出来的制度缝隙:新车完成注册登记的那一刻,在厂家口径里就算“卖出去了”,在二手车系统里就获得了“二手”的流通资格。一台上完牌、没怎么跑过的车,在两条统计轨道上各计一次,这便是“一车两卖”最朴素的含义。魏建军在公开场合两次把话说得很重,直指这种操作“骗国家钱”“非常卑鄙”,措辞在汽车行业掌舵人中并不常见。骂的不是某一款车、某一家店,而是一条已经跑通了的套利链条。
这条链条上的利润,远比外界想象的厚。第一层来自补贴。部分车商利用报废车置换规则,将零公里二手车纳入以旧换新通道,单车套取一万五到两万元的国补,再把补贴的一部分让渡给终端买家,自己吃掉差价。新能源车企通过关联租赁公司批量上牌、批量套补,补贴资金根本没有走到真实消费者手里。第二层来自厂家返点。经销商在季度考核节点前把滞销车集中上牌,账面完成了任务,拿到了返点,转头把这些“已售”车辆以折扣价批给二手车平台。有从业者算过账,表面上看经销商在车价上亏了,但厂家返点加政府补贴叠加之后,最终收益可以做到数以倍计。第三层,也是利润最厚的一层,在出口。

出口端的套利逻辑,本质上是利用“二手”身份绕开“新车”通道的管制成本。国内上牌之后以二手车名义出关,关税结构不同,增值税和报废税的负担也不同,部分目的地市场对“二手车”的准入门槛反而低于新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顾问王猛给出的估算足够有冲击力:2024年中国出口的43.6万辆二手乘用车和商用车中,约九成实为零里程新车。另有多位业内人士判断,零公里二手车出口规模在数十万辆级别,在二手车出口总量中占比颇高。2025年的最高估算甚至触及百万辆量级,而同期从事二手车出口的商家不过三千家左右。三千家商户撑起一个百万辆级的灰色出口池,密度本身就说明门槛不高、周转极快。
但利润的另一面,是价格体系被从内部凿穿。一台零公里二手车以远低于指导价的价格进入流通,受冲击的不仅是同款新车的终端成交价,还有整个细分市场的定价锚点。某新能源车型原价十六万元,零公里二手车挂出八点五八万元,差价超过四成,传统经销商除了跟进降价几乎没有别的选择。2025年燃油车终端折扣普遍触及三成,很难说与这种“新车二手化”的持续挤压无关。当一台法律上已经过户的车可以用二手身份卖出新车折扣都做不到的价格,正经做新车零售的渠道就被放在了一个不对称的竞争位置上——它们的成本结构里包含着展厅、售后、厂家授权体系的全部重量,而零公里车商的成本结构里,只有“上牌—转手”这一道手续。
库存数据让这条链条的“上游供给”变得可以量化。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末全国乘用车行业库存约350万辆,环比增加15万辆,同比增加12万辆,处于历年同期高位。库存本身不是罪,但库存叠加唯销量论的考核机制,就会自动生产出“把车先上牌再说”的冲动。车企需要漂亮的批发数据,经销商需要返点,平行出口商需要低价车源,三方诉求在一个灰色节点上精确对齐。说到底,零公里二手车不是某一个人道德败坏的产物,而是一套激励机制运行到极致之后的自然溢出。
消费者在这一端的感受,则是另一种不对称。买到手的车看起来是新的,法律上却是二手的,首任车主专属权益——终身质保、免费充电、电池终身保障——在过户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脱钩。更隐蔽的是残值计算:车辆残值从首次登记日起算,等到这位“二手首任用户”再想转手时,这台车在法律序列里已经是第三手,贬值曲线比正常二手车陡得多。还有长期库存带来的电池亏电、轮胎变形、密封件老化,这些问题在提车时往往看不出来,却会在使用周期里慢慢兑现。便宜是真的,代价也是真的,只是代价被推迟了。
海外市场的反馈则把问题从“国内内卷”推到了“品牌透支”的层面。通过灰色通道出去的车,没有经过目标市场的适应性标定,售后网络更是无从谈起。俄罗斯、中亚和中东是这类车的主要去向,部分市场已经出现了针对零里程二手车的限制性措施。当一台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在中亚某国电池出问题却找不到授权服务站时,受损的不是那一个车商,而是那个品牌在当地所有正经渠道积累起来的口碑。平行出口的黄金窗口——2022年到2023年中——之所以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乌冲突后跨国车企撤离留下的供给真空,加上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定价红利。当窗口收窄、政策补漏,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恰恰是那些把灰色通道当成主业的玩家。
监管的动作没有停留在口头。2025年11月,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对申请出口距注册登记日期不满180天的车辆,要求补充提交生产企业出具的《售后维修服务确认书》,无法提供的不予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一刀切在了要害上:车商拿不到盖章的确认书,车企也不会轻易为灰色渠道的车辆背书。180天的等待期同时锁死了资金周转——囤一台车的钱要压半年,多数中小车商扛不住这个节奏。新规之后,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几近消失,车商数量收缩的幅度在行业预期中接近一半。这不是“一刀切封死二手车出口”,而是把“新车伪装成二手车”的那条岔路关掉,让真正的二手车出口和正规新车出口各走各的门。
车企自己在做的调整,同样值得放在一起看。长城这边,魏建军的公开批评和渠道端的直营化几乎是同步的——魏牌全面切换直营,海外销售也在向非俄地区分散,试图用更可控的渠道替代对灰色出口的依赖。另一端的逻辑则更技术化:极氪和理想对驶出国境的车辆触发车机功能限制,导航、语音、部分网联服务在境外被降级或锁定,官方口径指向“防止被盗抢和非法出口”。这种做法在用户端引发过争议,但放在零公里二手车平行出口的背景下,它实际上是车企在流通环节之外另设了一道技术闸门:车可以物理上开出去,但智能化的“使用权”被留在了授权体系之内。灰色出口商可以把车卖到境外,却很难交付一台功能完整的“官方体验”。
归根结底,“一车两卖”的暴利,赚的是制度衔接处的钱,而不是工程能力或服务能力的钱。它让一台车的销量在厂家报表和二手车统计里各出现一次,让一笔补贴在报废车和零公里车之间完成迁移,让一台没有售后兜底的车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出现在海外街头,却把长期成本留给了品牌和消费者。新规切断了出口端的显性通道,但国内平台上那些车龄不足一年、里程不足百公里的在售车辆不会一夜消失。真正需要改变的是那套把“上牌”等同于“售出”的评价惯性——只要唯销量的激励还在,缝隙就会寻找下一个出口。魏建军的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它指向的从来不只是零公里二手车本身,而是一种把流通数据做得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的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