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那张转账截图是财务部的小纪发我的,凌晨两点十七分,她大概是手抖,又或者是觉得我该知道。我盯着屏幕上那串数字看了很久,九百万的年终奖总额,备注栏里写着“项目专项激励”,分配明细两行,经理邱建明那行后面跟了七个数字,我数了两遍,八百九十九万。我名字后面是一万整,不多不少。
那天晚上我在阳台上站到天亮,没哭,就是反复想一件事,我电脑里那个文件夹里躺着的两百多版方案,每一版都改到凌晨三四点,有一回小区门禁都锁了,我在楼下花坛边坐了二十分钟等巡逻的老周给我开门。那些方案邱建明拿去向董事长汇报的时候,署的都是他的名字,我默许的,因为我是副手,这行当里副手就是干活的命,我以为年底会有个数。
第二天一早我给董事长秘书俞晴打电话,说想约个时间,就十分钟。俞晴的声音永远不紧不慢,说董事长这周行程全满了,下周再看。我说那我等下周。下周一我又打,她说董事长去外地调研了。我说那下周。下周五我再打,俞晴顿了一下,说董事长说项目上的事直接跟邱经理对接就行。
我挂了电话,在工位上坐了大概五分钟,然后打开抽屉,里面有我备用的充电宝和一本没拆封的样品册。我把电脑里个人的东西拷进一个U盘,给邱建明发了条消息,说家里有事,我想休个假。他回得很快,三个字:好,注意身体。连个问号都没有。我关掉手机,把那张手机卡抽出来塞进钱包夹层,拎着行李箱出了公司大楼。
这事我谁也没告诉。我妈问起来我就说公司派我去南方学习一段时间,她信了,因为我一向不撒谎,她不知道我在这件事上开了头。
我去了我大学室友阮笛在南方小城开的一家民宿,她那儿缺个帮工换宿的,之前提过一嘴。我发消息说我来住一个月,她说住多久都行,别带负能量来就行。我说我只带衣服。
02
阮笛的民宿在老城区一条叫青石巷的巷子尽头,三层半的老楼改成六间客房,院子里有一棵玉兰树,我去的时候刚好过了花期,地上落了一层枯花瓣,踩上去软塌塌的,像踩着一层旧棉絮。
头三天我什么也没干,睡到自然醒,然后坐在院子角落的小板凳上看阮笛给客人煮咖啡。她煮咖啡有个毛病,非得一边煮一边跟人聊天,不管人家搭不搭腔。第四天她实在忍不住了。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她把一杯拿铁推到我面前,奶泡拉花散了,她又低头看了一眼,撇撇嘴,“散了就散了,喝。”
“没事,就是想歇歇。”
“你歇不歇我不关心,你坐这儿发呆发四天了,我这院子小,客人来来往往的,你这一脸官司坐在那儿,人家以为我这儿闹过鬼。”
我笑了一下,是这些天来头一回。
阮笛端着杯子坐到我对面:“行,你不说我也不问。但你得帮我干活,我这几天腰不行了,有个长住的客人明天到,住三零二,那间房你帮我收拾一下,床单要换灰格子的那套,别换错了,另外套蓝的客人过敏。”
我说行。
三零二在走廊尽头,窗户朝后巷,能看到隔壁人家晾在窗外的咸鱼和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我在铺床单的时候,在床头柜和墙的夹缝里摸到一个东西,是一张超市的小票,揉得皱巴巴的,日期是三个月前,上面买的东西奇奇怪怪:一包红糖姜茶、两盒薄荷糖、一袋奶糖、一双手套。手套那个条目后面手写了一行字,是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给老徐的,他那双露指头了,让他换。”
老徐是我爸。
我拿着那张小票在床边站了一会儿。阮笛在楼下喊我,说三零二的热水器好像有点问题,让我试试。我把小票展平,夹进了我随身的钱包里,没有扔。
03
那个长住的客人叫傅青禾,四十来岁,说她长住,其实就订了十天。她每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樟脑丸混着中药的味道,人很客气,见面就点头,不太说话。阮笛说她是个做家政中介的,来这边是给几个老客户家里做年度的服务回访,具体我也没多问。
第五天傍晚,我在院子里擦桌子,傅青禾回来得早,坐到我旁边那张藤椅上,从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是薄荷糖,让我吃。
“你以前是不是做项目规划的?”她忽然问。
我手停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那天在二楼走廊接电话,我听见你说‘节点’‘预算’‘交付’,这几个词凑一块儿,我只在那种人嘴里听过。”她自己拿了一颗薄荷糖,“我做过十年甲方办公室主任,后来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来来回回给人家跑腿。跑腿不费脑子,就是腿疼。”
“为什么干不动了。”
“活儿好干,人难伺候。你干得越多,人家越觉得你手里有东西藏着没交出来。”她把糖纸叠成一个小方块,放在桌角,“我以前也想着,只要我做得够多够好,总有人长眼睛。后来发现,有人长眼睛,但眼睛只往上看。”
我没接话。她也没打算让我接,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三零二枕头太软,你明天给我加个荞麦枕。”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过的是傅青禾那句话。我想到一件事,去年十一月份,项目刚开始启动的时候,董事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杯茶,说小宋啊,这个项目我谁都不放心,就放心你,你沉得住气。我当时还挺感动,觉得这是老板给的定心丸。现在想想,他倒那杯茶的时候,邱建明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翻手机,一句话没说。
那个画面在我脑子里转了个弯——他当时翻手机,翻得很专注,连头都没抬。一个副手,老板在跟项目负责人说话,他连头都没抬。
04
日子过得没我以为的那么难。我每天帮阮笛收拾房间、浇花、去巷口老蒋家的小饭馆端菜,一天下来脚底板酸得厉害,但晚上倒头就睡,不梦见方案,不梦见邱建明那张笑眯眯的胖脸。
真正扎我一下的是第十二天。
那天下午我帮阮笛整理储物间,角落里堆着她这些年攒的杂物,有一箱旧书和一沓旧杂志,我蹲下来搬那箱书的时候,发现箱底压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口没封,里面是一摞打印出来的东西。我抽出来一看,是我大学时候写的一个短篇,讲一个人在大雪天里找一只走丢的猫,最后猫没找到,人找到了一间卖热汤的小店。那是我大三写的,投过几个校刊,都没登,我后来自己都忘了。
纸袋里面还有一张便签,是阮笛的字:写得挺好,别扔。
我蹲在储物间里把那篇稿子看了一遍,写得真生涩,对话也不自然,可里面那个人在大雪里找猫的劲头,我居然还记得是为什么写的——当时我刚跟家里闹了一场,暑假不想回家,躲在宿舍里,写这个打发时间。写完了给阮笛看,她说你写东西有点意思,别扔。我说这破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她说,你写的那个人明明知道猫找不着,还非找,你觉得这没意思?这多有意思。
我把稿子塞回牛皮纸袋,抱着那箱书站起来,膝盖咔咔响了两声。外面阮笛在院子里喊,说傅青禾带了个西瓜回来,让我出来切。我出去的时候,傅青禾正蹲在水池边洗西瓜,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脸上有点人样了。”
我没明白。
“刚来那几天你脸上跟糊了一层面糊似的,绷得紧紧的。”她把西瓜递给我,“现在好多了,起码像个正常人了。”
我把西瓜放在案板上,一刀下去,瓤红得扎实。
那天晚上阮笛翻账本,算来算去说这个月的耗材超了,超了三百多。我随口说我帮你补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推辞,说行,从你下个月工钱里扣。我说我哪来的工钱。她说你帮我干活儿,我管吃管住,多出来的算工钱,我又不占你便宜。我本来想说我有一万块年终奖呢,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一万块钱在这时候想起来,像一件穿旧了的不合身的外套,扔了可惜,穿着难受。
05
我关机四个月。中间只开过一次,过年那天,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说家里都好,就是我爸念叨我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快了。她说你声音听着比走之前松快。我说这边空气好。挂了电话我又把卡抽出来。
回家那天是四月中旬,我没提前跟任何人说。飞机落地开机,短信提示音响了足足有一分多钟,运营商的信息、快递的信息,还有十几条来自不同号码的未接来电提醒,我翻了翻,有俞晴的,有小纪的,有三个不认识的号,还有一条邱建明的短信,只有五个字:看到请联系我。
我没理,打了辆车回家。
车到小区门口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楼下大厅门口站着几个人,走近了才认出来,打头的是俞晴,旁边站着财务总监老茅,再旁边是我们部门另外两个项目经理,还有一个面生的年轻男的,穿着西装,手里抱着个文件夹。邱建明不在。
俞晴看见我,脸上那个笑来得特别快,快得跟排练过似的:“宋姐,你可算回来了,董事长让我来接你,他在办公室等着呢。”
老茅没笑,他向来不笑,走过来低声说了一句:“项目黄了。”
“什么黄了。”
“上个月的事,十三亿的窟窿。”他推了推眼镜,“邱建明那个方案,关键的技术口径跟实际差着好几个数,他不懂,底下人也不敢吭声,等发现的时候,客户那边已经交付验收了,直接退回来要赔。”
我站在大厅门口,行李箱的拉杆还攥在手里。那个位置我太熟了,每天上班都从这儿过,可这时候站在那儿,忽然觉得地面有点软。
“董事长想跟你谈谈,”俞晴在旁边接话,“宋姐,你看是不是先上去,喝口水……”
“邱建明呢。”
俞晴和老茅对了一下眼。老茅说:“他上礼拜递了辞呈,人已经走了。走之前留了一句话,说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
我什么都没说,拖着箱子进了电梯。按楼层的时候我手有点抖,按了一次没按亮,又按了一次。电梯上行的时候,我从兜里摸出那张压在钱包里四个多月的超市小票,展平看了一眼,又折好放了回去。
06
董事长办公室还是老样子,那盆绿萝都快拖到地上了也没人管。他坐在桌子后面,比我走之前瘦了一圈,头发像是没怎么打理,白了不少。见我进来,站起来想给我倒茶,茶几上的暖水瓶空的,他去外间打水,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
“那个项目的技术参数,我上个月才知道,邱建明当初报上来的和你写的那版对不上。”
我没坐,站在茶几旁边看着他的背影。
“你当初为什么不见我。”
他提着暖水瓶回来,给我倒了一杯,水有点浑,大概是瓶底的沉渣。他把杯子推到我面前,自己也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我怕你当面问我年终奖的事,我答不上来。那个分配方案是邱建明提的,说你负责技术落地,他负责整体统筹,他拿去给董事会念了一遍,念得挺像那么回事。我签了字,没细想。”
“你签了字。”
“签了。”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里那点东西我看不太懂,像是疲惫,又像别的。“小宋,事情出了,我不推。十三亿的账我把自己的股份抵进去一部分,剩下的公司慢慢还。我找你来,不是让你回来收拾烂摊子的——摊子已经烂到底了,不用收拾了。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句,这事儿是我糊涂,对不住你。”
我没说话,把桌上的茶喝了一口,浑水喝起来倒是没什么怪味。
下楼的时候电梯在一楼停,门一开,外面站着好几个部门的人,有人手里捧着个文件袋,有人举着手机,看见我出来都有点愣。老茅从后面跟上来,清了清嗓子:“大家自己手头的事先处理,别堵这儿。”
人群散开了一点。小纪从边上挤过来,往我手里塞了一样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个信封,里面是那个月的工资条和一张手写的小纸条。我打开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宋姐,我当时不该半夜给你发那个截图,对不起,我脑子一热。
我把纸条折好,跟那张超市小票放在一起。
出了大楼,天还没黑透,门口那条路上车来车往的。我站在路边等红灯,忽然想起来三零二那个荞麦枕我走的时候没来得及给傅青禾加上,不知道阮笛后来加没加。我摸出手机,给阮笛发了条消息,说枕头加了没。她回得倒快: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拿你的东西,你那箱书还搁储物间呢。
我在马路边上站着,红灯跳成绿灯,我拖着箱子往前走,走到路对面才发现走反了,又掉头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