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子把我晾的笋干都装进了小舅子后备箱,我没说话,二十天后大姨子催我你小舅子家的山货店笋干卖空了,你赶紧上山去挖
她把我晒在院墙上的三簸箕笋干,一片不剩地倒进了小舅子那辆白色哈弗的后备箱,连垫在底下的旧报纸都卷起来扔进了灶膛。
那是四月十六号,下午两点刚过,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发白,我蹲在屋檐下修那把掉了铆钉的竹椅,听见后备箱“嘭”一声扣上,抬头只看见小舅子倒车,车屁股差点蹭到我的三轮。
我没说话。
竹椅的榫头我削了三遍才对上,削下来的竹屑扎进指甲缝里,火辣辣地疼。
大姨子站在台阶上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你小舅子店里要补货,先拿去应个急”,说完就进屋舀水喝,搪瓷缸碰着水缸沿,叮当一声。
我“嗯”了一下,低头继续削榫头。
那三簸箕笋干是我三月下旬开始晒的,清明前后雨水多,我一共烘了四回才烘干。山上的野竹林在屋后四十里地的黄泥岭,我骑三轮到山脚,再走一个钟头上去,挖了三天,剥壳煮笋用掉两袋粗盐,手指头让笋壳的毛刺划了七八道口子。
大姨子不是不知道。她来串门那天还帮我把笋干翻过面,说这批笋干晒得好,干爽,不返潮,拿到镇上能卖八块五一斤。
结果她转头就装车了。
我媳妇走得早,走那年我四十七,闺女刚上高中。大姨子是媳妇的亲姐,这七八年逢年过节还来走动,我闺女叫她大姨,她来也不空手,拎两斤五花肉,或者一兜子她婆家树上摘的枇杷。
小舅子是媳妇的堂弟,隔了一层,但在镇上开了个山货店,门脸不大,生意还过得去。每年笋干上市,他都会来收一点,给的是批发价,六块出头。
这回连价都没提。
晚上闺女打电话回来,问我在家干啥。我说修椅子。她说大姨下午是不是来了,我看她发了朋友圈,说“弟弟店里的货有着落了”。
我没接话,把手机换了个耳朵,问她食堂的菜咸不咸。
二十天过去,五月六号,下午三点三十三分,大姨子电话打到我那个旧诺基上,声音大得像在喊:“你小舅子家的山货店笋干卖空了,你赶紧上山去挖,这两天正好出笋,他等着要。”
我握着电话站在院子里,看见院墙上那三张空簸箕还靠在那里,边上的竹篾翘起来一根。
我说:“嫂子,我这几天腰不得劲。”
她说:“腰不得劲你慢慢挖,又不是让你一天挖完,他店里断货,客人跑了好几个。”
我说:“我那批笋干……”
她截住话头:“哎呀你那批笋干钱我回头让小弟算给你,一家人还怕跑了不成,你先去挖,挖回来我让他一块儿结。”
我没吭声。
她又说:“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我闲不闲她其实清楚。我五十五了,在镇上的板材厂看仓库,两班倒,那几天刚好上夜班,白天睡四五个钟头,哪来的空闲上山。
挂了电话我坐门槛上抽了根烟,烟灰掉在鞋面上,我拿手抹了,抹出一道灰印子。
我想起去年秋天的事。
去年十月,小舅子店里进了一批板栗,卖不动,大姨子挨家挨户帮着推销,最后塞给我十斤,说“你留着煮粥”。我给了她五十块钱,她推了两下收下了,转头在家族群里说“姐夫买了十斤板栗,支持小弟”。
那十斤板栗我吃了三个月,有两斤生了虫,扔了。
今年正月,大姨子来我家,看见我腊月里腌的那缸咸菜,说小弟店里咸菜也卖,让我再腌一缸,她拉走。我说这缸是给闺女留的,她下学期带学校去。大姨子说“学校食堂啥没有,你闺女还稀罕这个”,还是拉走了半缸。
那半缸咸菜后来我在小舅子店里看见过,装在小塑料袋里,一袋半斤,卖三块五。
我没跟任何人提。
我这个人嘴笨,从小就这样,我娘说我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媳妇活着的时候家里来客,都是她张罗说话,我负责烧火做饭。她走了以后,家里来人的时候我就更不会说话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人家说什么我都是“嗯”。
但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那通电话,我“嗯”不出来。
我给我闺女打了个电话。
闺女在省城读大三,学会计,接电话的时候好像在图书馆,声音压得低:“爸,咋了。”
我说:“你大姨让我上山挖笋。”
闺女说:“你腰能行吗。”
我说:“不是腰的事。”
闺女停了两秒,说:“爸,你把手机给我妈那边的人拉黑几天不行吗。”
我说:“那不至于。”
闺女说:“你就是太好说话了,我妈在的时候就这样,我妈不在了他们还这样。”
我说:“你妈不在了,他们还能来走动,也算有心。”
闺女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我听见翻书页的声音,哗啦哗啦。
最后闺女说:“笋干钱他们给了吗。”
我说:“说回头算。”
闺女说:“上回咸菜的钱给了吗。”
我说:“没几个钱。”
闺女说:“爸,我不说了,你自己看着办,我下个月生活费你少打两百,我兼了个家教的活。”
挂了电话我心里堵得慌。
我为什么堵得慌,我说不上来。大姨子不是坏人,小舅子也不是坏人,都是过日子的人,做点小买卖不容易。可我心里就是有一块东西咽不下去,像吞了个笋壳,卡在喉咙口,咽口水都刮得慌。
第二天我下了夜班,没回家,骑三轮去了黄泥岭。
我不是去挖笋的,我就是想去看看那片竹林。四月的笋已经冒头了,高的到我膝盖,矮的才拱破土皮,笋尖上挂着露水,毛茸茸的。
我蹲在那儿看了半个钟头,抽了三根烟。
旁边地里有个老哥在挖地,看见我就喊:“老陈,今年还挖笋不。”
我说:“不挖了。”
他说:“你去年挖那几簸箕晒得好,我尝过你给的,肉头厚。”
我说:“今年不挖了。”
他说:“那你上山干啥。”
我说:“看看。”
他说:“看啥,笋又不会跑。”
我笑了笑,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我拐到镇上,从小舅子店门口过。我没进去,就骑在车上往里看了一眼。货架上确实空了半面,笋干那个格子空着,旁边立了个纸板,手写的:“笋干到货通知,老顾客留个电话。”
小舅子坐在柜台后面刷手机,没看见我。
我骑过去了。
到家我干了一件事,把院墙上那三张空簸箕收进了柴房,靠墙立好。
然后我给大姨子发了条短信,我不会打字,用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划的:“嫂子,笋我今年不挖了,腰确实不行,你们另想办法。”
她没回短信。
晚上她直接打了电话过来,语气不太好:“你这是啥意思,小弟那边等着呢,你去年能挖今年就不能挖了?”
我说:“去年是去年。”
她说:“你去年挖了也没见你腰不行。”
我说:“去年我请了三天假,今年厂里不好请假。”
她说:“你那个仓库有啥不好请假的,看个门而已。”
我没说话。
她接着说:“你一个人过日子,闺女也不用你管,你攒那么多钱干啥。”
我说:“嫂子,我那批笋干……”
她说:“你咋又提这个,我说了会给你,你还怕我赖账。”
我说:“我不是怕赖账。”
她说:“那你什么意思。”
我握着电话,听见她那边有电视机响,在放什么调解节目,主持人嗓门很大。
我说:“嫂子,我去年给你半缸咸菜,你卖了三块五一袋。”
她那边静了一下。
我说:“前年你拉走我那三十斤干辣椒,说小弟店里代卖,后来也没提钱。”
她嗓门更高了:“陈建国你这话说得就没意思了,一家人算这么清。”
我说:“我不是算清,我就是说一声。”
她说:“说一声,说一声是什么意思,你意思是往后不来往了?”
我说:“我没那个意思。”
她说:“你就是那个意思,我妹子不在了你就把我们当外人。”
电话那头她喘气声很重,我听见她把什么东西往桌上一墩,应该是那个搪瓷缸。
我没再说话。
过了大概十秒钟,她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堂屋里,天已经黑了,我没开灯,就着窗户外面路灯透进来的光,看见桌上那个旧茶杯,杯壁上结了一圈茶垢,我拿指甲刮了刮,刮下来一条褐色的。
我想起我媳妇。
我媳妇走之前那半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在医院住了四十七天。大姨子来陪过十二个晚上,小舅子来过三次,每次拎一箱牛奶。出院那天是大姨子帮着结的账,我后来把钱还她,她推了两次收下了。
我媳妇走的那天晚上,大姨子坐在我家门槛上哭,哭得比我还凶。她说“我妹子命苦”,说她以后拿我闺女当亲闺女待。
那几年她确实对闺女不错,过年给压岁钱,考上大学给了一千。闺女去省城那天,她塞了一兜子煮鸡蛋,说路上吃。
这些事我都记着。
可笋干的事我也记着。
你说这事闹的,人心里为啥能同时装两样东西。
第三天小舅子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话比他姐软,一口一个“哥”:“哥,我姐脾气冲你别往心里去,笋干的事是我没说清楚,我店里那批货确实走得急,我先拿去卖了,钱我这两天转你。”
我说:“卖了多少钱。”
他说:“也没多少,卖了八百来块。”
我说:“我那三簸箕干透了称,是六十二斤,按镇上的价八块五一斤,是五百二十七块。”
他那边噎了一下,说:“哥你算得真细。”
我说:“我不是跟你算,我就是有个数。”
他说:“行行行,我给你转六百,多的算我占你便宜了行不行。”
我说:“按数来,五百二十七。”
他说:“哥你这人真是。”
我说:“小弟,我不是计较这几百块。”
他说:“那你计较啥。”
我说:“我计较大姐连句话都没有就把东西装车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姐那人你还不了解吗,她从小就这样,家里她的东西是她的,别人的东西她做主也是她的。”
我说:“我不是她家的东西。”
他说:“哥我知道了,我回头说她。”
我说:“不用说她,你把钱转我就行,以后笋干你们自己收,我不掺和了。”
他说:“哥你别这样,我店里还指着你的笋干撑门面呢,你晒的笋干肉头厚,老顾客认。”
我说:“镇上收笋干的多的是,你挂个牌子就有人送上门。”
他说:“那不一样。”
我说:“咋不一样。”
他说:“人家送来的没你的好。”
我没说话,把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微信收到他转的五百二十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备注写着“笋干款”。
我点了收款,回了个“收到”。
他没再回。
又过了几天,五月中旬,我休息那天去镇上买化肥,碰见大姨子的邻居刘姐。刘姐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卖豆腐,看见我就拉住我:“建国,你跟你大姨子闹别扭了?”
我说:“没有。”
她说:“没有?她昨天在我摊上说你,说你翅膀硬了,眼里没她这个嫂子了。”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刘姐说:“她那个人嘴不好,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她其实没坏心,就是啥事都爱做主。”
我说:“我知道。”
刘姐说:“她那个弟弟也是,开店开了三年,进货的钱都是他姐帮着凑的,你说他姐能不向着他吗。”
我说:“应该的。”
刘姐说:“你也别太老实,你那个笋干晒得多好啊,我买过一回,炖肉香得很。”
我说:“今年不挖了。”
刘姐说:“不挖了好,你一个人过,享享清福。”
我拎着化肥往回走,经过小舅子的店,看见门口贴了张红纸,写着“新到笋干,数量有限”。
我没进去看。
后来我听刘姐说,小舅子从隔壁镇收了二十斤笋干,卖是卖出去了,老顾客有人回头说“味道不对,没以前那个厚实”。
小舅子在店里骂了一句:“嫌不好别买。”
大姨子知道了,又跑来找我。
那是个礼拜天上午,她拎着一兜子苹果来的,进门就说:“建国,你还在生我气呢?”
我说:“没有。”
她说:“没有就好,我跟你说个事,小弟店里那笋干不行,客人不认,你还是得挖。”
我说:“嫂子,我说了今年不挖了。”
她说:“你咋这么犟呢。”
我说:“我不是犟。”
她说:“你就是犟,我妹子在的时候你就这样,闷葫芦一个,啥事都闷在心里。”
我说:“嫂子,我闷在心里的事,说出来也没人听。”
她愣了一下。
我说:“去年那半缸咸菜,前年那三十斤干辣椒,我都记着。我没跟你要钱,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是因为你是我媳妇的姐,我拉不下脸。”
她张了张嘴。
我说:“这回笋干你装车,你跟我说一声也行,你不说,我自己看见了。我心里不舒服,可我还是没说话。你猜我为啥没说话。”
她不吭声。
我说:“因为我怕说了以后没人来串门了。”
她站在院子里,拎着那兜子苹果,苹果上的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说:“建国,你这话说得我心里……”
她没说完,把苹果放在门槛上,转身走了。
我看着那兜苹果,十二个,个个有拳头大,套着白泡沫网套。
我没叫她。
那兜苹果我吃了五天,每天削两个,最后一个有点面了,我煮在小米粥里,粥有点酸。
六月初,闺女放暑假前回来一趟,看见柴房里那三张簸箕,问我:“爸,今年真不挖了?”
我说:“不挖了。”
她说:“那你还留着簸箕干啥。”
我说:“晒点萝卜干自己吃。”
她说:“你往年都不晒萝卜干。”
我说:“今年晒。”
闺女看了我一眼,没再说啥,帮我收拾了一下午屋子。她把我那件领子磨毛的旧衬衫扔了,我捡回来当抹布。
晚上吃饭的时候闺女说:“大姨给我转了两千块钱,说是给我下学期的。”
我说:“你收了?”
她说:“没收,退回去了。”
我说:“为啥退。”
她说:“爸,我二十了,分得清谁对我好是因为我是谁闺女。”
我低头扒饭,没吭声。
闺女说:“爸,你要是觉得孤单,我毕业了回镇上找工作。”
我说:“别,你在省城好好干,我一个人惯了。”
闺女走的那天早上,我送她到镇上的汽车站,给她买了两瓶水一袋面包。车开的时候她趴在窗户上喊:“爸,萝卜干晒好了给我寄点。”
我说:“知道了。”
车走远了,我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旁边卖早点的摊子收摊了,老板娘拿扫帚扫地上的塑料袋,哗啦哗啦的。
我往家骑,经过小舅子店门口,看见大姨子蹲在店门口择菜,她抬头看见我,站起来想说什么,最后只抬了一下手,算打招呼。
我也抬了一下手。
骑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她喊了一声:“建国,那簸箕你要不用就借我使两天。”
我没回头,说:“我自己要用。”
她没再喊。
到家我把柴房里那三张簸箕拖出来,拿到井台上刷了,竹篾缝里的陈年笋屑刷出来一小把,黑褐色的,我拿手拢了扔进灶膛。
我打算明天去镇上买二十斤萝卜,晒萝卜干。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下午要是大姨子说一句“笋干我拿走了啊”,我是不是就不会堵得慌。可我也知道,她那人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改不了。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亲戚,拿你的东西比拿自己的还顺手,你还张不开嘴说个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