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印尼买一辆车,养的是车,还是面子。
所有人都以为在印尼买辆车是件省钱的事——车价便宜、油价比矿泉水还低、停车不要钱。我在雅加达住了两年之后发现,这个账算反了:在印尼,车不是交通工具,是一张需要按月缴费的社交门票。你不买车,你在亲戚眼里就是个没混出来的人;你买了车,你每个月得为这张门票还一笔看不见的利息。我买过,所以我知道。
那辆车是辆二手的丰田Avanza,2017年的款,白色,右舵,表显九万公里。车商开价1亿8千万印尼盾,我砍到1亿6千5百万,折下来差不多七万五人民币,当时我还觉得自己挺会砍价。提车那天,销售把钥匙递给我,顺手塞了一串东西——车钥匙、备用钥匙、一张加油卡、一张印着车行logo的名片,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手写了三个电话号码。“这是修车的老陈,这是帮你办年检的,这是拖车。”他说,“存好,你会用上的。”我当时笑了一下,觉得他想多了。三个月后我把这三个号码全打了一遍。我站在这辆车旁边,站在雅加达下午三点能把人晒化的太阳底下,第一次明白:这个国家卖给你的不是一台机器,是一份长期合同,你签的时候没人给你看条款。
一、第一张账单
提车第三天,我就撞上了第一件让我愣住的事。
那天是周六早上八点,我打算开车去南边的Pondok Indah见一个朋友。车停在公寓楼下的露天车位,我坐进去,钥匙一拧,仪表盘亮起来,然后我看见油表指针几乎压在红线上。前一天提车时销售说“油给你加好了”,我信了。
我把车开到路口那家Shell,一个穿蓝白制服的小伙子迎上来。印尼的加油站是有人帮你加的,不用自己下车。我摇下车窗说“Pertalite,full”,最便宜那档,90号。他点头,拧开油箱盖,油枪插进去。
加完之后数字跳出来:387,000印尼盾。我盯着那台加油机看了两秒,以为自己看错了。一箱油,三十八万七,折下来快一百八十块人民币——这跟我在国内加一箱95号差不多。可我来之前明明听说印尼油价便宜得像白送。后来我才搞明白,那个“便宜”是有条件的:Pertalite一升10,000盾,差不多四块五;但排队能排到你怀疑人生,热门站点周末要等二十分钟以上。想不排队?加Pertamax,一升14,500盾,七块多,跟国内没差多少。
小伙子把油枪拔出来,甩了甩,笑着问我:“Bapak mau cuci mobil?”洗车吗?我说不用。他指了指我车身上一层灰,“洗一下吧,五万。”我摆手,他就把一张塑封的价目表塞进我车窗缝里,上面印着洗车、打蜡、内饰清洁、轮胎上光,最贵那档八十万盾。我把那张表拿起来看了一眼,塞进了副驾驶的储物格。
真正让我坐直身子的,是开车去朋友家的路上。雅加达的堵车是分时段的,周六上午还算客气。我从Tebet往南走,在一个叫Wolter Monginsidi的路口等红灯,前面停着一辆同款的Avanza,白色,跟我的一模一样。绿灯亮了,它没动。又亮了一次,还没动。我后面开始按喇叭,一串一串地按,那种印尼式的喇叭——不响长音,是短促的三连击,像是提醒,又像是催促。
我绕过去,看见那辆车的司机趴在方向盘上,车窗摇下来一半,里面飘出一股焦糊味。一个穿橙色夹克的摩托出租司机把车停在旁边,探头喊了一句:“Kabelnya!”线断了。那辆Avanza的车主抬起头,一脸麻木,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我后来知道,他在打的就是车行给的那张纸上写着的拖车电话。
我开到朋友家,停好车,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这儿车坏了都怎么弄?”他叫Bayu,三十来岁,在本地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瘦,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慢悠悠的。他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冰茶,递给我一瓶,说:“叫拖车啊。不过你得等。”我问等多久。“看地方。市区一两个小时,郊区半天。”他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我上次在BSD那边,等了四个小时。拖车来了,司机先跟我要了两百千,说是出车费,保险不包的。”两百千,差不多九十块人民币,就为了把车拖走。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平常,就像在说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那天下午Bayu带我去了一趟他家。路上他指着路边一排摩托车说:“你看,雅加达真正跑得动的是这个,不是汽车。”那些摩托车一辆接一辆从我们旁边钻过去,戴着头盔,后座有时载着一箱货、一个孩子、一整筐菜。Bayu说他自己也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上班骑摩托,只有周末一家人出门才开车。“车是给家里人看的,”他说,“不是给我自己用的。”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三个月后我懂了。

二、年检这回事
买完车第二个月,我收到一条短信,印尼语,翻译软件翻出来大意是“您的车辆年检即将到期,请尽快办理”。我拿着短信去找Bayu,他看了一眼说:“哦,STNK,你去Samsat办就行。”
Samsat是印尼的车辆管理所,每个区都有一个。Bayu帮我查了地址,离我最近的在南雅加达,叫Samsat Jakarta Selatan。他给我画了一张简图,在纸上写了两行字:“早点去,带现金,带咖啡。”
我没当回事。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到那儿,停车场已经满了。我把车停在路边,走进大厅,看见的情形是这样的:三排塑料椅子坐满了人,墙上贴着打印的流程图,五个窗口,只有两个开着。我拿了个号,A032,抬头看屏幕,正在办的是A011。
我坐下来等。旁边坐着一个穿batik花衬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捏着一沓材料,塑料袋里还装着一瓶水和一包饼干。他看我东张西望,主动搭话:“第一次来?”我说是。他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你带够钱了吗?”我说带了。他问:“带了多少?”我说五百万。他摇摇头:“不够。你要给小费的。”我问给谁。“窗口那个人。”他压低声音,“不给的话,他能让你跑三趟。”
我没接话。等到十一点四十,屏幕上跳到A032。我走到窗口,里面坐着一个戴头巾的女工作人员,四十来岁,面无表情,伸手:“Dokumen。”我把材料递进去。她翻了两页,抬头看我:“KTP呢?”身份证。我说我是外国人,用的是KITAS。她皱了一下眉,把材料推回来一半:“复印,楼下。”我下楼,找到那家复印店,排了七个人,复印一张2,000盾。我复印完上来,重新排队,又等了二十分钟。她把材料接过去,翻了一遍,说:“保险单呢?”我说什么保险单。她指了指流程图上的一行小字,我凑近看,是“Bukti Asuransi”。我说没人告诉我要带这个。她把手一摊:“下一个。”
我站在窗口前面,后面的人已经开始往前挤。那个穿batik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小声说:“你去外面找那个穿蓝马甲的,他能帮你办,收三百千。”三百千,一百三十五块。我走出大厅,在停车场边上找到那个穿蓝马甲的,三十出头,皮肤黝黑,嘴里叼着根没点的烟。他接过我的材料翻了翻,说:“四百千,全包,明天来拿。”我说三百。他说三百五。成交。
第二天下午我去拿,所有手续都齐了,年检贴纸贴在挡风玻璃左上角。他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下次早点找我,不用排队。”我问他一年办一次?他说:“一年。不过你要是忘了,罚单会寄到你家,一张五十万起。”
我拿着那张贴纸回到车上,坐了一会儿。Bayu后来告诉我,印尼的车辆年检其实不贵,官方费用也就二十万盾左右,但“中间的费用”能翻四五倍。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喝咖啡,勺子搅了两圈,补了一句:“习惯了就好。”我没习惯。

三、我没想到的支出
去印尼之前,我对那里的物价有个模糊的印象:吃饭便宜、打车便宜、人工便宜。我甚至算过一笔账,觉得在雅加达养车的成本应该只有国内的一半。
我错了。错得最离谱的地方,不是油,不是年检,是停车。
我住的公寓在Kuningan,雅加达的商务区,楼下有地下停车场,月租1,200,000盾,五百四十块人民币一个月。这个数字我还能接受。真正让我没想到的是出门之后的停车费。
印尼的商场、写字楼、餐厅,几乎所有的停车场都是收费的,而且收费方式很特别:你进场拿卡,出场之前先去一个机器上缴费,然后再去闸机刷卡。每个商场的费率不一样,有的按小时,有的前两小时一口价。我常去的那家商场叫Kota Kasablanka,停车费第一个小时5,000盾,之后每小时4,000盾。听着不多,但你一天跑三个地方,每个地方停两三个小时,一天下来三四万盾,一个月就是一百万盾上下。
更让我意外的是路边停车。印尼的路边停车是有人管的,穿一件橙色或蓝色马甲,手里拿着一块硬纸板和一支笔。你停好车,他走过来,收你5,000盾,给你一张手写的小票。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正规的,后来Bayu告诉我,这些人很多是“非正式”的,交的钱进了谁的口袋没人知道。“你不给他也行,”Bayu说,“但你回来的时候车可能就被划了。”他有一次没给,取车的时候发现左前门多了一道二十厘米的划痕,修车花了一百五十万。
还有一件我没算到的:洗车。雅加达的雨说来就来,下午一场,车身上全是泥点。我一开始每周洗一次,一次五万盾。后来发现洗车的人特别会推销,你坐下来等,他就拿着价目表过来:“先生,打蜡吧,今天特价十二万。”我说不用。“那内饰清洁呢?八万。”我说不用。“轮胎上光三万,很便宜。”我摇头。他不走,站在旁边看你,看你五分钟。我后来学乖了,把车钥匙给他,说“Cuci biasa”,普通洗,然后走到马路对面喝咖啡,等好了再回来。但即便这样,一个月洗四次,二十万盾没了。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保险。我在国内买车的时候,保险是4S店一手包的,我只需要签字。在印尼,保险要自己找。Bayu给我推荐了一个叫Sari的保险代理,四十多岁,做这行十几年了,说话很快,手机不离手。我去她办公室那天,她一边打电话一边给我倒了杯水,挂了电话之后问:“车价多少?”我说一亿六千五百万。她点头,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串数字:“全险一年4,950,000盾,第三者险1,800,000盾,你要哪个?”我问全险保什么。“撞了、被撞了、被偷了、被水淹了,都保。”她说,“不过你住Kuningan对吧?那边去年淹过两次,我建议你加涉水险。”加多少?三百千。我签了。
Sari把保单递给我的时候,多说了一句:“你别觉得贵。上个月有个客户,车停在路边被摩托车撞了,修车报价两千三百万,保险公司赔了一千八百万,剩下五百万他自己掏。你要是不买全险,这五百万就是你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机又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没接,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我拿着保单走出她的办公室,外面开始下雨,雅加达那种下午四点的暴雨,雨点砸在地上溅起白雾。我站在屋檐下等雨停,忽然想起来,从买车到现在,我在这辆车上花的钱,已经够我在国内换一台新车的首付了。

四、车是开给谁看的
在印尼住了两年,我慢慢发现一个事:这里的车,跟这里的房子、这里的婚礼、这里的葬礼一样,都是用来给亲戚看的。
我认识一个叫Rina的女人,三十五岁,在雅加达东边开一家小服装店,卖batik。她老公在工地做监理,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收入大概一千二百万盾,五千多块人民币。他们家有一辆2014年的本田Mobilio,银灰色,车身有十几处补过漆的痕迹。有一次我去她店里拿改好的衬衫,聊起车,她跟我说:“这车我们买了六年了,贷款去年才还完。”
我问她当时贷款多少。她说首付四千万,贷了三年,每个月还三百八十万。“那三年我们不敢出去吃饭,”她说,“每个月底我都要算,还完车贷还剩多少。”我问她为什么不买便宜点的。她笑了一下,一边把衬衫叠好装袋一边说:“我老公是Batak人,你知道Batak人吧?他们那边亲戚多,逢年过节要开车回去。你要是开一辆破车回去,你妈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
Batak是北苏门答腊的一个族群,以大家族和直来直去出名。Rina说,她老公每年开斋节要开车回棉兰,从雅加达过去,一千八百公里,路上开两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坐飞机。她说:“坐飞机是坐飞机,开车回去是开车回去,不一样的。你开车回去,亲戚才知道你在雅加达混得不错。”
我后来又问Bayu,他怎么看这件事。那天我们在他家楼下的小摊吃炒面,摊主是个胖胖的大姐,一边炒一边跟隔壁桌聊天。Bayu用筷子指了指街对面停着的一排车,说:“你看那些车,一半是贷款的。印尼人买车,很少全款,都是首付加分期,最长七年。”我问七年利息多少。他说看车行,有的年化百分之十几,有的更高。他有个同事,买了一辆两亿盾的车,首付三千万,贷五年,月供四百多万,利息加起来够再买半辆车。“他还得很辛苦,但他每天开车来上班,停在公司楼下,看着高兴。”
Bayu说这话的时候,摊主把炒面端上来,插了一句嘴,用的是印尼语,我没完全听懂,Bayu翻译给我:“她说她老公也想买车,她不让。她说车一买,钱就没了。”
我坐在车里,忽然想起我买车那天销售塞给我的那串东西。那三个电话号码,修车的、办年检的、拖车的,我一个都没扔,全存进了手机。那张手写的纸已经揉烂了,但号码还在。一年之后我才明白,那三个号码不是附赠的服务,是这辆车的说明书——它告诉你,你买的不是一个终点,是一段路,而且这段路上你得时不时停下来打电话。

转折:雨夜里的发动机
真正让我对这辆车改变看法的,是一个下雨的晚上。
那是去年二月份,雨季最凶的时候。晚上九点多,我从公司开车回公寓,走的是Jalan Gatot Subroto,雅加达的主干道之一。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路面反光,车灯照过去一片白。我开着开着,忽然听见发动机舱里传来一阵声音,很轻,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在敲铁皮。我没在意,继续开。声音越来越大,踩油门的时候特别明显,一松油门就小一点。
我把车停到路边,打开双闪。雨很大,我坐在车里犹豫了大概五分钟,最后还是拨了那张纸上的第一个号码。修车的老陈,华人,五十多岁,在雅加达开了二十年修车铺。电话响了四声,接了。
“喂?”背景音里有电视的声音。
“陈师傅,我是那个丰田Avanza的,车有点声音,你能不能来帮我看看?”
他问我在哪。我说了路名。他沉默了两秒:“现在?下这么大雨。”我说是。他又沉默了一下,然后我听见他那边椅子响了一声:“你等着,别熄火,我四十分钟到。”
他真的来了。开着一辆旧得掉漆的银色面包车,车里塞满了工具和零件。他把车停在我后面,穿着一件黑色雨衣下车,打着手电筒走到我车头前。雨打在他的雨衣上,噼里啪啦的。他让我打着火,自己弯下腰,把耳朵贴在发动机舱盖上听了一会儿,然后抬手示意我熄火。
“皮带松了,”他直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问题不大,但你现在别开高速。”他打开面包车的后门,从里面翻出一根新皮带,又翻出一把扳手。他把工具铺在地上,蹲下去,开始换。雨顺着他的雨衣帽檐往下滴,滴在他蹲着的那块路面上,积了一个小水洼。我站在旁边想给他打伞,他摆摆手:“你别动,你站着就行。”
换了大概二十分钟。他把旧皮带扔给我看,上面有一道浅浅的裂口。“再开两天就断了,”他说,“断了你就不是停路边了,是停路中间。”他把新皮带装好,让我打火。声音没了,发动机平顺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问多少钱。他说:“三百五十千。”三百五十千,一百五十七块。我说陈师傅你大晚上跑过来,就收这么点?他一边收工具一边说:“皮带一百五,跑腿两百,就这个价。”他把面包车后门关上,拉开车门前,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这个车,还行,按时保养的话还能开几年。但你再不保养,下次就不是皮带的事了。”
他上车走了。我在路边又坐了五分钟,雨小了一点。我忽然想起提车那天销售的笑脸,想起他塞给我的那串东西。他说“存好,你会用上的”。三个月后我打了一遍,一年后我又打了一遍。那天晚上我坐在车里,忽然觉得,这辆车虽然让我花了不少钱、跑了不少腿、丢了不少脸,但它也在某一个下雨的晚上,把我安全地送回了家。陈师傅的那根皮带,收了我一百五十七块钱,没多要一分。
这个国家不是不讲理,它的理藏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你找到那个人,事情就办得成;你没找到,就只能在窗口前面等。这辆车教会我的,不是“印尼买车贵”或者“印尼买车不贵”,而是:在这里,所有的规则都是人的规则。你得先认识人,再办事。

结尾:还车那天
今年三月我搬回国内,把车卖了。卖给一个叫Dedi的车商,就是当年卖我车的那个人的弟弟,办公室在同一排店面的隔壁。验车的时候他围着车转了两圈,拿手电筒照了照底盘,又坐进去踩了两脚油门,出来说:“一亿一千万。”比我当年买的时候少五千五百万。我说你这个价砍得也太狠了。他点了根烟,吐了一口:“哥,车就是这样,你开了一年多,这个价不错了。”
我没再还价。签完字那天下午,我坐进驾驶座最后看了一眼。仪表盘上贴着那张年检贴纸,副驾驶储物格里是那张揉皱了的洗车价目表。我把那张纸拿出来,展开看了一眼,又折好放了回去。
走出车行的时候,我打了陈师傅的电话,想跟他说一声车卖了。他接起来,听完,说:“卖了啊。你以后要是再来雅加达,车没了,人还能来嘛。”他笑了一声,挂了。
我在国内一个地下车库又闻到那种味道——汽油混着潮湿的水泥地,雅加达停车场就是这个味道。我站了一会儿,摸出手机,把陈师傅的号码还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