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板打拼六载，我年终奖就4800，她的男助理却拿了65万。第二天她找我续约，我笑着说：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她愣住了
腊月二十六，天阴着，没下雪，车间里的抽风机嗡嗡转。
我把最后一缸萝卜从池子里捞出来，手背上全是盐粒子，裂口一沾水就蜇得慌。
咬着牙把萝卜码进筐里，筐子满了，手也麻了，指头伸不直。
腌菜的味儿顶鼻子，酸的、咸的、辣的，混在一块儿，从鼻腔堵到后脑勺。
抽风机转了六年了，还是那个调，听久了耳朵里嗡嗡的。
擦了把手，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屏幕上躺着一条短信。
“您尾号7749账户于1月17日入账人民币4800.00元。”
我盯着那四个数字看了一会儿，手指头在屏幕上蹭了一下，盐把字蹭花了。
我又按亮了看，还是4800，不多不少，就四个数。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围裙硬邦邦的，沾了一层盐壳。
窗台上摆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口磕掉了一块瓷，露着黑铁。
那是六年前贺总给我的，她说厂里没什么好东西，让我先用着。
那天她穿着件灰夹克，头发用皮筋一扎，说话嗓门大得很。
我拿起缸子，缸底一层茶垢，厚厚的，六年了，我天天用它喝水。
缸子凉，手心的裂口贴上去有点疼，我换了个手拿。
院子里有人在笑，我探头往窗外看，小孙站在那辆白色奥迪旁边。
他一只手插在兜里，一只手举着电话，穿着件黑色短羽绒服。
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雪地里跟个城里人似的。
“哎，对对对，到账了到账了。”他笑着说。
“不多不多，也就那个数。”
他侧了个身，背对着车间，声音压低了。
“行行行，回头请你吃饭。”
电话挂了，他搓了搓手，钻进车里去了，车门砰的一声。
奥迪的排气管吐出一股白烟，车倒出去，压过碎冰，嘎吱嘎吱响。
我把缸子放回窗台，缸子底儿磕在水泥台上，当的一声。
六年前我来的时候，这厂子还不叫厂子，就一个废弃的粮站。
三间平房，院子里长满了灰灰菜，房顶的瓦缺了好几块。
贺总那时候刚从别人手里把地方盘下来，五个人，两台旧冰柜。
她站在院子里，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裤腿卷到膝盖，手里拿着个本子。
“会腌菜不？”她问我。
“会，家里腌了二十年了。”
“行，明天来上班。”
第二天我就来了，腌菜池子是水泥砌的，底下裂了缝，漏水。
我蹲在池子里，拿水泥一抹一抹地糊，糊完了指甲缝里全是灰。
洗了三天才洗干净，手背上裂了七八道口子，一沾水就疼。
头一年冬天，腌了八百斤萝卜，贺总自己开着面包车拉到早市上卖。
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剩了半筐，她说卖不动，太咸了。
我说明天我调调，第二天减了盐，加了糖，又搁了点花椒。
那批萝卜卖完了，贺总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给我带了两个肉包子。
第二年厂里多了三个人，第三年又多了五个。
到现在三十多号人，三辆货车，一个冷库，奥迪换了两回。
我那搪瓷缸子还在用，缸口的瓷磕了，我拿胶粘过两回。
小孙是两年前来的，那天贺总领着他进车间，说这是小孙，大学学市场营销的。
他穿了件白衬衫，站在腌菜池子边上，鼻子皱了皱。
“这味儿……”他没说完。
贺总瞪了他一眼，说闻两天就习惯了。
小孙笑了笑，没再说话，确实没在车间待过几天。
头一个月他跟着业务员跑了两趟市场，第二个月就搬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在二楼，装了空调，门一关，腌菜的味儿进不去。
小孙的桌子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保温杯，还有一盆绿萝。
绿萝是从贺总办公室分出来的，插在水里，养了半年也没生根。
我每次去办公室交单子，小孙都客客气气的。
“桂芳姐，放那儿就行。”他说。
我就放那儿。
这六年，我腌了多少缸菜，没算过。
萝卜、白菜、黄瓜、辣椒、蒜头、雪里蕻，什么季节腌什么，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盐放多少，水放多少，压几天，翻几回，天气热了搭遮阳网，天冷了加温水。
这些活儿，没人教我，我十六岁跟着我娘腌菜，腌了三十年。
我娘说过，手上有数，心里才有数。
我手上有数，厂里那套腌制的工艺，是我一点点试出来的。
头一年贺总说太咸，第二年说太酸，第三年才定下来。
定下来以后，再没换过，客户认这个味儿。
冷库旁边那间小屋，是我的，里面摆着六个蓝皮本子，一天一页。
今天腌了多少斤，放了多少盐，天气什么样，我都记着。
本子是我自己在镇上买的，一块五一本，六年，六本。
贺总这个人，怎么说呢，她打拼了六年，不容易。
刚来那会儿，她跟我们一起蹲在池子边上吃饭。
盒饭，两荤一素，她吃得比谁都快。
“吃完了干活。”她嘴里塞着饭，含糊地说。
后来厂子大了，她就不在车间吃饭了。
办公室里有小灶，她自己请了个阿姨做饭。
有时候我从办公室门口过，闻见排骨汤的味儿，香。
有一回腊月里赶货，我带着人在车间加班到半夜。
贺总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兜橘子。
“歇会儿，吃个橘子。”她说完就走了。
橘子是凉的，皮厚，剥了半天，那晚上我吃了两个。
去年秋天，厂里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人，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
小孙端茶倒水，进进出出，我那天在车间腌雪里蕻，没在意。
后来听会计小刘说，是来谈合作的。
“谈什么合作？”我问。
“不知道，贺总没说。”小刘摇摇头。
小刘是前年来的，二十出头，戴个眼镜，说话细声细气的。
她管账，也管发工资。
那天下午那几个穿西装的人走的时候，贺总亲自送到门口。
小孙也跟着，他们站在院子里说了好一会儿话。
我隔着车间的窗户看，小孙一直在笑。
腊月二十六那天下午，我拿着腌制记录去办公室。
记录本上记着这个月的产量，我得交给小刘存档。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有人说话，我刚要敲门，听见小刘的声音。
“贺总，小孙那65万，走的是哪笔账？”
我的手停在半空。
“走咨询费，从收购方的预付款里出。”贺总说。
“那……桂芳姐那边？”小刘又问。
“她那个不用动，4800，按老规矩。”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记录本，本子的硬壳边儿硌着手心。
走廊里的灯管闪了一下，嗡嗡响，我退了两步，转身往回走。
脚上的胶鞋踩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的。
回到车间，我把记录本放在窗台上，搪瓷缸子就在旁边。
我拿起缸子想倒水，发现里面是空的。
晚上回家，我男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今天发年终奖了？”他问。
“发了。”
“多少？”
“4800。”
他没吭声，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搁，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米。
他捏了一颗，剥了半天没剥开。
“小孙多少？”他突然问。
“你咋知道小孙？”
“厂里的事，谁不知道。”
“多少？”
“65万。”我说。
他手里的花生米啪地掉在茶几上。
“多少？”
“65万。”我又说了一遍。
他坐直了，看着我。
“你干了六年。”
“我知道。”
“他干了两年。”
“我知道。”
“你会腌菜，他会啥？”
“他会说话。”我说。
我男人不吭声了，把电视关了，屋里一下子静下来。
厨房的水龙头在滴水，滴答滴答的。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到后半夜，起来上厕所。
路过女儿的房间，门缝里透出光，她今年高三，还在做题。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没敲门，回了屋，躺下，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块水渍，是楼上漏的，好几年了，一直没修。
我想起六年前贺总说的那句话。
“会腌菜不？”
那时候她站在粮站的院子里，胶鞋上沾着泥。
我说会，她说行，就这么简单。
现在厂子值钱了，值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止4800。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上班，天没亮就到了，车间里冷。
我先把池子边的冰碴子敲了敲，又烧了一锅热水倒进去。
热气腾起来，在灯底下白茫茫的。
七点多，人陆续来了，小刘来得早，在办公室门口扫雪。
“桂芳姐。”她叫我。
“嗯。”
“今天贺总找你。”
“找我干啥？”
“不知道，让你去办公室。”
我搓了搓手，手心的裂口又开了。
我回车间换了双干净鞋，把围裙摘了。
围裙挂在墙上的钉子上，盐壳蹭着墙面，掉下一层白末。
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是铁皮的，踩上去咚咚响。
我走到门口，门开着，贺总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小孙不在。
“来，坐。”贺总说。
我坐在她对面，她瘦了，颧骨比去年高。
桌上摆着一杯茶，冒着热气。
“桂芳，厂子的事你知道了吧？”她说。
“啥事？”
“收购的事，谈得差不多了。”
“对方是个大公司，人家看中的是咱们的腌制工艺。”
她顿了顿。
“尤其是萝卜和雪里蕻这两条线。”
我没说话。
“合同年后签，签完了厂子就并过去了。”
她拿起一份文件。
“这是新合同，你看看。”
我接过来，纸上密密麻麻的字，工资那一栏写着8000。
“涨了？”我说。
“涨了，签了以后，你就是大公司的员工了。”
“小孙呢？”我问。
贺总的手停了一下。
“小孙有他的安排。”
“他拿65万，也是他的安排？”
贺总看着我，没吭声。
“桂芳，你听我说。”贺总把茶杯往前推了推。
“小孙那65万，是他促成了这笔收购。”
“中介费？”
“对，中介费，人家认识买方的人。”
“我不认识买方的人。”我说。
“可我会腌菜。”
“腌菜这活儿，谁都能干。”她说。
“找个老师傅带一带，三个月就上手了。”
我看着她，她说的没错，腌菜这活儿，谁都能干。
可我把这活儿干了六年。
“那4800呢？”我问。
“老规矩，车间主管的年终奖，按这个数。”
“小刘呢？”
“小刘是会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贺总没回答，她把新合同往我这边推了推。
“签了吧，签了以后，工资翻倍。”
我看着那份合同，纸是白的，字是黑的。
“贺总。”我说。
“我干了六年。”
“我知道。”
“头一年，你开着面包车去早市卖萝卜，卖不动。”
“我记得。”
“第二年，我改了配方，才卖出去的。”
“我也记得。”
“厂里现在用的那套工艺，是我试出来的。”
“桂芳——”
“六个本子，一天一页。”我说。
“都在冷库旁边那间屋里。”
贺总不说话了。
“本子是厂里的。”她过了一会儿说。
“是我买的，一块五一本。”
“可你记的是厂里的东西。”
“我记的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说。
“手是我的。”
贺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不冒热气了。
“桂芳，你别这样。”她说。
“厂子卖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对我有啥好处？”
“工资翻倍啊。”
“4800，翻倍是9600。”我说。
“可小孙拿了65万。”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贺总把茶杯搁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当的一声。
“桂芳。”她说。
“你是个实在人，我跟你说实在话。”
“这笔收购，对方出的价不低，但人家有个条件。”
“啥条件？”
“核心技术人员要留任三年。”
“谁？”
“你。”她说。
“对方点名要你留。”
我没说话，窗外的天阴着，没下雪。
“所以，你才来找我续约。”我说。
贺总没吭声。
“不是我续约，是我要留三年。”我说。
“签了这个合同，你才能拿到那笔钱。”
贺总的手放在合同上。
“桂芳，签了吧，签了，大家都好。”
我笑了笑。
“贺总。”我说。
“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
贺总愣住了，她的手还放在合同上，手指头微微蜷着。
办公室里静了好一会儿，楼下车间的抽风机嗡嗡响，从窗缝里钻进来。
“你说啥？”她问。
“我说，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我又说了一遍。
贺总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桂芳，你可想好了。”过了半晌，她才说。
“想好了。”
“你不签，厂子卖不了。”
“那是你的事。”
“你——”她停下来。
“你这是要挟。”
“不是要挟。”我说。
“是算账。”
“六年，我一天没歇过。”
“头一年过年，我在池子边上守了三天。”
“第二年夏天，池子裂了，我一个人糊的。”
“第三年，冷库停电，我半夜跑来搬菜，冻得手指头没知觉。”
“这些，我都记在本子上。”
贺总没说话。
“你给我的搪瓷缸子，还在窗台上。”我说。
“缸口的瓷磕了，我拿胶粘过两回。”
“桂芳。”
“我不是要跟你闹。”我说。
“我就是想问一句。”
“问啥？”
“这六年，我在你眼里值多少钱？”
贺总张了张嘴。
“4800。”我说。
“对吧？”
贺总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看了一会儿院子。
“桂芳，厂子是我一手做起来的。”她说。
“我知道。”
“我拿房子抵过贷款。”
“我知道。”
“那年发不出工资，我把结婚戒指都当了。”
“我也知道。”
“可厂子做起来了，你也不能把我当外人。”我说。
贺总转过身来，她的眼睛有点红。
“我没把你当外人。”
“你把我当啥？”
“你是老员工。”
“老员工值4800。”
“桂芳——”
“贺总。”我说。
“小孙来了两年，65万。”
“我来了六年，4800。”
“你说，这账怎么算？”
贺总没回答。
“你要多少？”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不要多少。”
“那你到底想咋样？”
“我不想签。”
“你不签，对方就不买了。”
“那你去找小孙。”我说。
“他认识买方的人。”
贺总的脸色变了。
“桂芳，你别这样。”
“我咋样了？”
“你以前不这样。”
“我以前不知道我值多少钱。”我说。
“现在知道了。”
贺总坐回椅子上，她把合同拿起来，又放下。
“这样。”她说。
“我给你加到两万。”
“一年两万？”
“年终奖两万。”
“那小孙的65万呢？”
“那是中介费，一次性的。”
“我也可以做中介。”我说。
“我认识腌菜的，我认识卖菜的，我认识调料厂的。”
“桂芳，你不认识买方的人。”
“所以我只值两万。”
贺总不说话了，她把合同往抽屉里一塞。
“你先回去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
我站起来。
“贺总。”我说。
“不用想了。”
我走出办公室，下楼，铁皮楼梯咚咚响。
走到院子里，小孙正好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两杯奶茶。
他看见我，笑了笑。
“桂芳姐，办完事了？”
“办完了。”
“贺总跟你说合同的事了吧？”
“说了。”
“那你签了吧？”
“没签。”
小孙愣了一下。
“为啥不签？涨工资了啊。”
“小孙。”我说。
“你那65万，拿到手了？”
小孙的笑僵在脸上。
“那是……那是贺总给的。”
“我知道。”
“姐，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我说。
“我就是算不明白。”
小孙端着奶茶，站在雪地里，没再说话。
我回到车间，把围裙重新系上，池子里的雪里蕻该翻了。
我卷起袖子，把手伸进池子里，水凉，冰得骨头疼。
菜压在底下，得一层一层翻上来，我翻了一趟，手冻得发僵。
小刘跑进来。
“桂芳姐，你真没签？”
“没签。”
“那厂子咋办？”
“不知道。”
“贺总生气了。”
“嗯。”
小刘站在旁边，搓着手。
“姐，其实……”
她停了一下。
“其实啥？”
“其实小孙那65万，不止是中介费。”
她说。
“还有贺总答应他的，收购以后给他留个副总的位置。”
“那他拿了65万，还当副总。”
“嗯。”
“我呢？”
“你……”
小刘没说下去。
“我当啥？”
“贺总说，你还是车间主管。”
我把手从池子里抽出来，手上的水顺着胳膊往下淌。
那天下午，我没干活，坐在车间的小板凳上，看着窗台上的搪瓷缸子。
缸子里的茶垢又厚了一层，六年，我天天用它喝水。
六年，我把这个车间从零做起，六年，我教会了七个徒弟。
走了六个，剩下的那个，上个月也提了辞职，说要去南方。
我把本子从屋里搬出来，六个蓝皮本子，摞在一起，有半尺厚。
翻开第一本，第一页。
“腊月初八，腌萝卜八百斤。盐二十四斤，水两担。”
字歪歪扭扭的，是我写的，那天我的手冻得握不住笔。
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本子装进一个蛇皮袋，放在电动车后座上。
围裙摘了，挂在钉子上，搪瓷缸子，我拿在手里。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车间，灯还亮着，抽风机还在转。
我骑上电动车，出了院子，路上有冰，车轮打滑。
我骑得很慢，到家的时候，蛇皮袋上落了一层雪。
我男人在门口等着。
“咋拿回来了？”他问。
“不干了。”
他没说话，把蛇皮袋接过去，袋子沉，他拎着的时候腰弯了一下。
“吃饭吧。”他说。
“嗯。”
我把搪瓷缸子放在鞋柜上。
那天晚上，贺总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没接。
第四个是微信。
“桂芳，你冷静冷静，明天我们再谈谈。”
我没回。
女儿从屋里出来倒水。
“妈，你咋了？”
“没事。”
“你眼睛红了。”
“腌菜熏的。”我说。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鞋柜上的搪瓷缸子。
“那缸子你拿回来了？”
“嗯。”
“不干了？”
“不干了。”
她站了一会儿，说：“挺好的。”
“啥挺好的？”
“你早该拿回来了。”她说。
然后端着水杯回屋了。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厂里，六点钟醒的，习惯。
躺着没动，外面天还没亮，楼下有人在扫雪。
铁锹刮在水泥地上，刺啦刺啦的。
我起来烧了壶水，搪瓷缸子洗干净，泡了杯茶。
缸口那块磕掉的瓷，在灯底下看着挺显眼。
我男人起来了。
“今天不去？”
“不去。”
“那以后咋办？”
“再说。”
他坐在桌边，拿起个馒头啃了两口。
“你那个手艺，不愁没地方。”他说。
“嗯。”
“要不自己干？”
“再说吧。”
我把茶缸推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口，烫着了。
“哎哟。”
“慢点。”
上午九点多，贺总来了，她自己开着车，停在楼下。
我隔着窗户看见了，她穿了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没扎，散着。
上楼，敲门，我开了。
“桂芳。”她说。
“进来吧。”
她进来，站在客厅里，我家小，沙发上堆着衣服。
她看了一眼，没坐。
“你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
“你开个价。”
“我说了，我不要价。”
“那你到底要啥？”
“贺总。”我说。
“我要个说法。”
“啥说法？”
“这六年，我到底值多少钱。”
贺总站在我家客厅里，看着鞋柜上的搪瓷缸子。
“这个缸子，是我给你的。”她说。
“嗯。”
“那时候厂里穷，我连个像样的杯子都拿不出来。”
“我知道。”
“桂芳，我不是抠。”她说。
“厂子刚起来那两年，我欠了一屁股债。”
“我知道。”
“可我熬过来了。”
“你熬过来了。”我说。
“我也熬过来了。”
贺总不说话了，她看着那个缸子，看了好一会儿。
“我给你二十万。”她说。
“年终奖。”
“二十万。”
“嗯。”
“小孙六十五万。”
“桂芳，小孙那笔钱——”
“我知道，中介费。”我说。
“可我这六年，也是给厂子攒下来的。”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二十万，不少了。”她说。
“贺总，我不要二十万。”
“那你要多少？”
“我不要钱。”我说。
“那你——”
“你把小孙那65万的来路，写清楚。”
“啥意思？”
“写个条子。”我说。
“写清楚这65万是怎么来的。”
“你——”
“写清楚了，我就签。”
贺总看着我。
“桂芳，你这是干啥？”
“没啥。”我说。
“就是想让账明白点。”
贺总走了，没留条子，也没再说话。
下楼的时候，她的脚步声很轻。
我站在窗户边上，看她上了车，车发动了，在楼下停了一会儿，才开走。
我男人从屋里出来。
“走了？”
“走了。”
“她给你多少？”
“二十万。”
“你咋不拿？”
“拿了这二十万，明年还有二十万吗？”
他没说话。
“我签了三年，三年以后呢？”
“三年以后再说呗。”
“我不想再说了。”我说。
“说了六年了。”
腊月二十八，我去了一趟厂里，收拾东西。
车间里的东西不多，几件旧围裙，一双胶鞋，一个饭盒。
围裙挂在钉子上，我没摘，胶鞋放在门口，我也没拿。
就拿了饭盒。
冷库旁边那间小屋，空了，六个本子搬走了，桌上落了一层灰。
窗户上贴着的一张纸，是我写的温度表，也撕了。
小刘在办公室门口看见我，跑过来。
“桂芳姐。”
“嗯。”
“你真不干了？”
“不干了。”
“那厂子……”
“厂子该咋样咋样。”
“可你走了，谁腌菜？”
“谁都能腌。”我说。
“三个月就上手了。”
小刘看着我，眼圈红了。
“姐，我会想你的。”
“别想。”我笑了笑。
“好好干。”
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粮站的旧房子，三间平房，墙皮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院子里那辆白色奥迪不在，三辆货车停成一排，冷库的压缩机嗡嗡响。
六年。
我骑着电动车走了，风大，吹得眼睛睁不开。
到家的时候，眼泪冻在脸上，涩涩的。
年三十，家里包饺子，我剁的馅，白菜猪肉，加了点虾皮。
女儿擀皮，我男人包，电视开着，春晚的声音闹哄哄的。
“妈，你那个缸子呢？”女儿问。
“在鞋柜上。”
“你咋不用了？”
“用着呢。”我说。
“泡茶。”
“那个缸子挺好看的。”
“磕了口。”
“磕了口才好看。”
我笑了笑，没说话。
饺子下锅了，水开了，咕嘟咕嘟的。
我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口茶，茶是凉的。
年后，我去了镇上的一家酱菜厂，老板姓周，四十来岁。
厂子不大，二十几个人，他听说我从贺总那儿出来的，专门来找我。
“你那套萝卜的方子，我听说了。”他说。
“你开个价。”
“我不卖方子。”
“那你要啥？”
“我要个车间。”
“行。”他说。
“明天来上班。”
第二天我去了，车间比贺总那儿小，池子也少。
但窗户朝南，亮堂。
我把六个蓝皮本子搬过去，摆在窗台上，搪瓷缸子也摆上了。
周老板给我配了个新围裙，蓝色的，挺厚实。
三月里，小刘给我打了个电话。
“桂芳姐，厂子卖了。”
“嗯。”
“贺总拿了三千多万。”
“嗯。”
“小孙当了副总。”
“嗯。”
“你……”
“我挺好的。”我说。
“你签了没？”
“签了。”小刘说。
“新公司给涨了工资。”
“那就好。”
“姐，新公司的人问起你。”
“问啥？”
“问那套腌制工艺。”
“你咋说的？”
“我说，那套工艺是桂芳姐的。”她说。
“人家说，想找你。”
“找我干啥？”
“想请你回去。”
“不回。”我说。
“那套工艺，我带走了。”
四月份，周老板的厂子扩了，又砌了三个池子。
我带了两个徒弟，一个十九，一个二十三。
教他们腌菜。
“手上有数，心里才有数。”我说。
这是我娘教我的，他们听得认真。
我拿搪瓷缸子喝水，缸子还是那个缸子，茶垢又厚了。
窗台上的绿萝，是周老板给的，我养了两个月，根长出来了。
白白的一把，泡在水里。
五月的一天，我去镇上买菜，路过一家饭店，门口停着一辆白色奥迪。
车牌号我认识，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
贺总从饭店里出来，她瘦了，穿着件米色的风衣。
旁边跟着一个人，不是小孙，她上了车，车开走了。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她没看见我。
夏天的时候，周老板跟我说，有人来找他谈合作。
“哪儿的？”
“一个大公司。”
“谈啥？”
“想买咱们的方子。”
“你咋说？”
“我说方子不是我的。”他笑了笑。
“是桂芳的。”
我也笑了笑。
“不卖。”我说。
“为啥不卖？”
“卖了就没了。”
“那你想咋样？”
“我想让这个厂子，慢慢做。”我说。
“不急。”
八月十五，家里吃月饼，我男人买了两盒，一盒五仁的，一盒豆沙的。
女儿考上了大学，省城的。
“妈，我走了以后，你跟我爸好好的。”她说。
“知道。”
“别老加班。”
“知道。”
“那个缸子，你带着上班？”
“带着。”
“磕了口还带。”
“用惯了。”我说。
她笑了笑，把一块豆沙月饼递给我。
月饼甜，齁嗓子，我喝了口茶，茶还是那个味儿。
秋天，周老板的厂子接了第一笔大单。
城里的超市要货，一次要三千斤萝卜。
我带着两个徒弟，干了三天三夜，池子边上搭了灯，夜里亮堂堂的。
周老板买了盒饭，跟我们一块儿蹲着吃。
“桂芳姐，你这手艺，值钱。”他说。
“值多少钱？”
“值大钱。”
我笑了笑，没说话，把手里的萝卜翻了个面。
腊月二十六，又一年，周老板给我发年终奖。
一个信封，厚的。
“多少？”我问。
“你数数。”
我打开，里面是两沓，两万。
“去年你才来，这是今年的。”他说。
“明年还有。”
“明年多少？”
“看效益。”他说。
“效益好，多分。”
“分多少？”
“你说了算。”他说。
“厂子有你一份。”
我愣了一下。
“啥意思？”
“我给你留了干股。”他说。
“不多，一成。”
我把信封捏在手里，没说话。
窗台上的搪瓷缸子，缸口磕掉的那块瓷，我拿红漆点了一下。
红的。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信封放在桌上。
我男人看了看。
“两万？”
“两万。”
“比4800强。”他说。
“嗯。”
“还有干股。”
“你咋知道？”
“周老板给我打电话了。”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
“让我劝劝你，别走。”
我笑了。
“我不走。”我说。
“这儿窗户朝南。”
腊月二十九，我收拾屋子，翻出那个蛇皮袋，里面是六个蓝皮本子。
我一本一本翻。
第一本，字歪歪扭扭。
第二本，好了点。
第三本，开始记温度了。
第四本，记了天气。
第五本，记了客户反馈。
第六本，最后一页，是去年腊月二十五。
“雪里蕻三千斤，盐九十斤，水六担。天阴。”
后面就没有了。
我合上本子，在第六本的封面上，写了四个字。
“从头再来。”
字还是歪的。
年三十晚上，包饺子，还是白菜猪肉，加了虾皮。
女儿从省城回来了，瘦了点。
“妈，你那缸子呢？”
“窗台上。”
“泡的啥？”
“茶。”
“还是那个味儿？”
“还是那个味儿。”我说。
她把缸子拿起来看了看。
“这个口磕得挺厉害。”
“嗯，磕了六年了。”
“咋不换一个？”
“换了就不是它了。”
她笑了笑，把缸子放回去。
饺子下锅，水开了，我站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的饺子翻上来。
白白胖胖的，挤在一块儿。
年后，周老板的厂子又招了五个人，车间里热闹了。
我把腌菜的活儿分了三摊。
萝卜一摊，雪里蕻一摊，辣椒一摊。
两个徒弟各管一摊，我自己管萝卜。
每天早上来，先看一眼池子，闻一闻，手伸进去，试水温。
这套动作，做了三十年了。
窗台上，搪瓷缸子还在，绿萝长长了，垂下来，快碰到地了。
我剪了一截，插在另一个瓶子里，放在冷库门口。
三月里，小刘又给我打电话。
“桂芳姐，我辞职了。”
“为啥？”
“新公司不行。”她说。
“他们找了个人来腌菜，腌出来的味儿不对。”
“咋不对？”
“酸了。”
“酸了加糖。”
“加了，还是不对。”
“那就是盐放多了。”
“减了。”
“还是不对。”
“那就不是盐的事。”我说。
“是手的事。”
小刘在电话那头哭了。
“姐，我后悔了。”
“后悔啥？”
“当初你走的时候，我应该跟你走。”
“不晚。”我说。
“你要是愿意，过来。”
小刘四月来的，周老板给她安排了个会计的活儿。
她搬了张桌子，放在我车间门口。
“姐，我离你近点。”她说。
“行。”
“你这儿窗户真亮。”
“朝南。”我说。
“冬天暖和。”
她坐下，把账本摊开，阳光照在纸上，白花花的。
我把搪瓷缸子递给她。
“喝口水。”
她接过去，看了看。
“这缸子真旧。”
“旧了才好用。”我说。
她喝了一口，笑了。
五月的一天，我在镇上碰见了小孙。
他瘦了，头发没那么光了，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站在药店门口。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
“桂芳姐。”
“嗯。”
“你……还好吗？”
“挺好。”
“我……”他张了张嘴。
“我辞职了。”
“为啥？”
“那个副总，是个空架子。”他说。
“人家大公司有人，我就是个摆设。”
“65万呢？”
“花了一半。”他说。
“买了辆车。”
“剩下的呢？”
“剩下的……”他没说。
“慢慢来吧。”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姐，当初那事儿……”
“过去了。”我说。
“我走了。”
六月，周老板说，厂里要建新车间。
“你设计。”他说。
“我？”
“你懂。”
我拿了一张纸，画了半天，画了池子的位置，窗户的朝向，门开在哪边。
“窗户朝南。”我说。
“必须朝南。”
“行。”他说。
“为啥？”
“冬天腌菜，得见太阳。”我说。
“夏天得遮阴，但冬天得有光。”
周老板看着那张图，笑了。
“桂芳姐，你这图，比设计院画的强。”
“我不会画。”我说。
“我就是知道。”
新车间七月动工，十月完工，三间，朝南，窗户开得大。
池子是新砌的，水泥抹得光溜溜的。
搬进去那天，我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缸口那块红漆，在太阳底下亮着。
绿萝也搬过来了，摆在缸子旁边。
我站在车间中间，闻了闻，新水泥的味儿，混着腌菜的味儿。
“行。”我说。
两个徒弟站在门口。
“师父，开工？”
“开工。”我说。
手伸进池子里，水是温的。
腊月二十六，又一年，周老板给我发年终奖。
一个信封。
“多少？”
“你数数。”
我打开，五沓，五万。
“比去年多。”
“厂子挣了。”他说。
“明年呢？”
“明年更多。”
“多少？”
“你说了算。”他说。
我把信封收起来，窗台上的搪瓷缸子，茶垢又厚了。
绿萝垂下来，长长的，我拿剪子剪了一截，插在水瓶里。
“这个给谁？”周老板问。
“给小刘。”我说。
“她桌上空。”
年三十，包饺子，女儿回来了，带了男朋友。
小伙子挺精神，坐在沙发上，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
“阿姨好。”
“好。”我说。
“吃饺子。”
我男人在旁边倒酒，电视开着，春晚闹哄哄的。
“妈，你那缸子还在用？”
“在用。”
“多少年了？”
“七年了。”我说。
“磕了口，拿红漆点的。”
“我记得。”她说。
“去年你点的。”
“嗯。”
饺子下锅了，我站在灶台边上，看着锅里的水翻上来，咕嘟咕嘟的。
开春，周老板跟我说，有人想收购厂子。
“哪儿的？”
“城里的。”
“出多少？”
“不少。”他说。
“你咋想？”
“你想卖？”
“我不卖。”他说。
“厂子刚起来。”
“那就别卖。”
“可人家点名叫你。”
“叫我也没用。”我说。
“企业再值钱也跟我没关系。”
周老板看着我，笑了。
“桂芳姐，你这话我听过。”
“在哪儿听的？”
“不记得了。”他说。
“反正挺耳熟。”
我也笑了。
那天下午，我在车间里腌萝卜，手伸进池子里，水凉。
盐撒下去，一圈一圈化开，两个徒弟在旁边学。
“师父，盐放多少？”
“手上有数。”我说。
“心里才有数。”
窗台上的搪瓷缸子，缸口那块红漆，掉了一点。
我拿手抹了抹，抹不掉。
算了，就这样吧。
外面的风不大，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我把手从池子里抽出来，手上有盐，白白的一层。
我搓了搓，盐粒掉下来，落在水泥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