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四十,我把卤锅的火关了。
盖子一掀,热气扑到脸上,眼镜片上立刻蒙了一层白。
我拿围裙角擦了擦,还是花的,只好摘下来用袖子抹。
案板上剩半只猪蹄,皮冻似的颤着,边上一圈油凝住了。
卷帘门拉到一半,外头下雨,雨点砸在门口的铁皮雨搭上,噼里啪啦。
老钱就是这时候进来的,收着伞,鞋底在门槛上蹭了两下。
“小许,还没走啊。”
他把伞立在门边,伞尖滴着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等汤凉。”我说,“钱叔,坐。”
他没坐,手在裤兜里摸了摸,摸出一包烟,又塞回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租了七年的铺子,房东这副样子,我见过两回。
一回是涨租,一回是隔壁老李的铺子被收回。
“明年三月到期,”老钱说,“我不续了。”
锅里的汤还在咕嘟,抽油烟机嗡嗡地转,把他的话搅得有点散。
“我儿子从南边回来,想自己开个店。”他补了一句。
我“哦”了一声,拿抹布去擦已经很干净的案板。
抹布是旧的,洗得发白,边上磨出了毛,擦过去留下一道水痕。
“钱叔,这铺子我租了七年。”
“我知道。”他说,“所以提前跟你打招呼,早做打算。”
“租金呢?”
“不是租金的事。”他摇头,“他要自己干。”
雨还在下,屋檐上淌下来的水,在台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撑开伞,背有点驼,走进雨里。伞是黑的,人也是黑的,拐过街角就看不见了。
卷帘门拉到底,锁上,咔哒一声,铁链子在门上晃了两下。
我站在屋檐底下,闻着雨里的土腥味。身上那股卤料味还在,八角、桂皮、花椒,混在一起,甩不掉。
围裙上溅了油点子,我用指甲抠了一下,没抠掉。
这条街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人了,对面理发店的灯灭了,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
我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往巷口走。
走到公交站,末班车刚走,尾灯红红的,拐过弯就没了。
我打了辆车,十八块钱,到家十一点二十。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我摸黑上到四楼,膝盖在台阶上磕了一下。
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下,门开了。
电视还亮着,老周在沙发上睡着了,嘴张着,手搭在肚子上。
我把声音关小,给他搭了条毯子,他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
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门缝底下漏出一条黄线。
我推门看了一眼,周苗趴在桌上写卷子,头发扎得松,掉了一绺在耳朵边上。
“妈,你回来啦。”
“嗯,写完早点睡。”
“马上。”
我关上门,进厨房倒了杯凉白开,一口气喝完,杯子搁在台面上响了一声。
阳台上晾着苗苗的校服,夜风把袖子吹得一晃一晃的。
楼下有人遛狗,狗链子哗啦哗啦响,狗叫了两声,又停了。
我回屋,拉开电视柜最下面那个抽屉。抽屉有点卡,得往上抬着拉。
里面有个铁盒子,月饼盒,印着嫦娥,边角锈了一点。
盒子里三张存单,叠得整整齐齐。一张十二万,两张加起来十九万。
十二万那张,是给周苗留的,存了两年,定期三年,还有一年到期。
我捏着那张存单看了很久,纸有点软了,边角起了毛。
最后还是放回去了,盖子扣上,“咔”的一声。
铁盒子最底下压着一把卷尺。
黄色的,五米长,塑料壳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缠着。
这把尺子跟我十一年了,当年在菜市场门口摆摊,我用它量过摊位。
后来租老钱的铺子,我用它量门宽,量灶台到墙的距离。
我把卷尺抽出来一截,又松手,让它自己弹回去。
“啪”的一声,在夜里听着挺响。
老周在客厅翻了个身,我赶紧把盒子推回抽屉,关上。
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下,三十八岁,蹲久了就起不来。
我在这条街上卖了十一年卤味。
最早是在菜市场门口摆摊,一辆三轮车,一口铝锅,一杆秤。
冬天手冻得裂口子,切猪耳朵的时候,血珠子往肉上滴。
我就戴两层手套,外面那层是胶的,里面是线的。
后来攒了点钱,才租下老钱那间铺子。
那铺子二十四个平方,月租四千八,一年一签。
签合同那天,我捏着笔,手心全是汗。
老钱说:“小许,好好干。”
我说:“钱叔,您放心。”
七年,租金从四千八涨到五万八一年,我没欠过一天。
老周是我二十六岁那年认识的。
他跑货运,给一个建材市场拉货,一个月在家七八天。
介绍人说他老实,我见了,确实老实,话不多,挣的钱都往家里交。
结婚十四年,他没跟我红过几次脸。
苗苗是我们三十岁那年生的,生她的时候我在医院躺了三天。
老周在走廊里蹲了三天,眼睛熬得通红。
苗苗从小就乖,不闹人,写作业不用催。老师说这孩子有希望上一中。
我哥叫许建民,比我大四岁。
他在汽车市场卖车,摊位在市场东头,蓝底白字的招牌。
招牌上写着“建民二手车 12年”。
这行他干了十二年,从三十岁干到四十二岁。
最早是给人打工,后来自己租了个摊位,挂了个牌子。
他那人嘴碎,见了谁都能聊上两句。卖车这行,靠的就是嘴和眼。
他一眼能看出你这车出过什么事故,能听出发动机有没有异响。
他常跟我说一句话:“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我妈今年七十三,一个人住在兴隆巷。
我爸走得早,走的时候我还没结婚。
我妈那人倔,谁说都不听,非要在老房子住。
她说:“住惯了,挪不动。”
我哥每个月去看她两趟,我一周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兴隆巷。
我妈住巷子中间,一楼,带个小院。
院里的葡萄架早枯了,藤还挂着,她舍不得剪。
“你怎么来了?”我妈正择韭菜,一把一把地理。
“路过。”
我把铺子的事跟她说了,她手上没停。
“买铺子好。”她说,“租人家的,早晚要搬。”
“就是钱不太够。”
“你那点钱我不管。”她把一根黄叶掐掉,“别动苗苗的。”
我“嗯”了一声,进屋倒了杯水。
她张了张嘴,像是还想说什么,又低下头去择韭菜。
“中午在这儿吃。”
“不了,店里还有事。”
出来的时候,我妈追到门口,塞给我一袋子韭菜。
“新割的,回去包饺子。”
从我妈家出来,我沿着巷子往南走。
兴隆巷不长,三百来米,两边都是老铺子。
修鞋的、配钥匙的、卖酱油的、剃头的,还有一家面馆。
面馆门口挂着块木牌子,“陈记面馆”,字掉了漆。
我站门口看了会儿,饭点没到,里头空着。
陈师傅坐在小马扎上剥蒜,剥一个扔一个进搪瓷盆。
“吃面?”他抬头。
“不了。”我说,“陈师傅,您这店开多少年了?”
“十四年。”他说,“我儿子在老家买了房,催我回去带孙子。”
我低头看了看门槛。青石的,中间被踩得发亮,凹下去一块,像被谁用拇指按过。
“那这铺子呢?”
“房东要卖。”陈师傅说,“赵老爷子岁数大了,儿子接他去外地。”
我心里动了一下。
“多少钱?”
“你问赵老爷子去。”他把一瓣蒜扔进盆里,“我这儿腊月就到期了。”
“您舍得?”
“舍得舍不得的。”他笑了笑,眼角的褶子堆起来,“十四年了,锅台都摸出包浆了。”
“那您这些客人呢?”
“都是老街坊。”他往巷子两头指了指,“早上卖面,中午卖面,晚上还是卖面。”
“一天能卖多少?”
“不多。”他说,“够吃。”
下午两点,我在“锦绣里”见了小刘。
小刘三十来岁,白衬衫,头发抹得油亮,皮鞋上没一点泥。
“许姐,您可算来了。”
他带我从南门进去,新铺的沥青路,黑得发亮,路边栽着小树,还绑着支架。
“这片是去年交的房,位置没得说。”
铺子在街口第二间,卷帘门新的,漆还没掉。
门一拉开,里头亮堂,地砖是新贴的,白得晃眼。
“五十六个平方,层高四米二。”小刘拍着墙,“您看这采光。”
我走进去,脚底下有点空,走路带响。
“多少钱?”
“五十六万。”他说,“房东急用钱,这个月定,还能让两万。”
我心里算了一下,五十四万,首付五成二十七万。
“怎么这么便宜?”
“新街嘛,人气还没起来。”小刘笑,“等起来了,这个价您想都别想。”
我在里头转了一圈,后厨、卫生间都有,管子都预留好了。
墙是新刷的,白的,连个手印都没有。
出来的时候,太阳正照着门脸,晃得人睁不开眼。
“许姐,您要是定,今天就交个定金。”小刘掏出手机,“房东那边催得紧。”
“我再看看。”
“行行行,您看。”他把手机收回去,“不过这铺子抢手,昨天还有个人来看过。”
“哪个铺子?”
“就您看的这间。”他说,“人家也犹豫。”
晚上老周回来了,一身柴油味,把鞋脱在门口。
“今天跑了几趟?”
“三趟。”他瘫在沙发上,“腰快断了。”
我把“锦绣里”的事说了。
他坐起来,眼睛亮了。
“五十四万?新街?”
“嗯,五十六个平方。”
“那还等什么。”他说,“老钱那破铺子,一年五万八的租金,交了七年,四十万打水漂了。”
“首付二十七万。”
“咱有啊。”他掰手指头,“你那三十一万,够了。”
“那装修呢?进货呢?”
“先交了首付再说。”他摆手,“铺子是根,租铺子就是给房东打工。”
我没吭声,阳台上苗苗的校服已经干了,袖子垂着不动。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
“想什么?”他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扔,“小满,你就是想太多。”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兴隆巷。
赵老爷子住巷子北头,二楼,阳台上摆着两盆仙人掌。
开门的是他儿子,四十来岁,戴眼镜。
“我妈说的就是您?”他让我进屋,“陈师傅那间铺子?”
“嗯。”
“五十八万。”他说,“一分不能少。”
“能便宜点吗?”
“许女士,”他推了推眼镜,“这铺子朝南,三十平,带后厨。”
“陈师傅租了十四年,从没欠过租。”
“我知道。”
“对面那间,比这小,上个月卖了五十六万。”他说,“我这个价,是实价。”
我坐在他家沙发上,闻着一股樟脑味。
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缸,里头泡着茶叶,浮在水面上。
“我回去想想。”
“您想。”他送我到门口,“不过我得说一句,我不着急。”
出了楼道,我在巷子里站了会儿。
两边都是老房子,墙皮掉了一块一块的,露出里头的红砖。
有个老太太端着盆出来倒水,看见我,点了点头。
风从巷子那头过来,带着一股饭菜味。
我掏出手机,翻到小刘的微信。
“许姐,考虑得怎么样?”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回了两个字。
“定了。”
第三天,我给小刘打了电话。
“许姐,定了?”
“定金多少?”
“两万。”他说,“您今天转过来,我把房东叫来签个意向。”
我在银行的柜员机前站了十分钟。两万块钱转出去,短信“叮”地响了一声。
出了银行,太阳很大,我站在台阶上,手心是汗。
晚上我跟老周说了。
“定了就好。”他说,“早定早踏实。”
“我把苗苗那张存单也准备动了。”
他愣了一下。
“动那个干啥?”
“首付二十七万,装修还得十来万。”
“那也不用动苗苗的。”他皱起眉,“那是给孩子留的。”
“你刚才不是说够吗?”
“我说的是首付够。”他把电视关了,“铺子买下来,装修你不管了?”
我没说话,屋里静下来,只听见冰箱嗡嗡地响。
过了两天,老周翻抽屉找电费单。
“小满。”他喊我,“苗苗那张存单呢?”
我在厨房,手上正剁蒜。
“我收起来了。”
“收哪儿了?”
“你别管。”
他从客厅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
“你是不是动了?”
蒜末沾在刀上,我拿手抹了一下。
“我转成了活期。”
“许小满。”他很少叫我全名,“那是苗苗的学费。”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动?”
“铺子买下来,一年省五万八的租金,三年就回来了。”我说,“苗苗上学还有五年。”
“五年后你拿什么给她?”
锅里的油热了,我把蒜末倒进去,“刺啦”一声。
那顿饭我们没怎么说话,苗苗扒着饭,眼睛在我和他之间转。
“爸,妈,你们吵架了?”
“没有。”老周说,“吃饭。”
第二天,我婆婆打电话来了。
“小满啊,听说你要买铺子?”
“嗯,妈。”
“新街那个好。”她说,“我跟你姐夫说了,他也说新街好。”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德胜跟我说,你要动苗苗的钱?”
“妈,那钱是我攒的。”
“我知道是你攒的。”她顿了顿,“可那是给孩子留的。”
“我补得上。”
“补得上就好。”她说,“我就是说说。”
电话挂了,我站在店里,看着门外。中午的太阳照在地上,白晃晃的。
那天晚上,老周回来得晚,洗完澡就进屋了。
我坐在客厅,听见他在里头翻来覆去。
过了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捏着根烟。
“小满,那天……”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按了两下没按灭。
“哪天?”
“没什么。”他把烟头扔了,“睡吧。”
我睡不着,坐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照着那辆旧面包,车顶上落了一层灰。
手机在手里攥着,翻到通讯录,找到“哥”。
拨出去,响了三声,接了。
“小满?”
那头有风,呼呼的。
“哥,你在哪儿?”
“我有点事。”
“铺子的事?”
“你怎么知道?”
“妈跟我说了。”他顿了顿,“你先别急着交钱。”
“我已经交了两万定金。”
那头沉默了几秒,风呼呼地刮。
“哪儿的铺子?”
“锦绣里。”
“锦绣里……”他念了一遍,“你等我回去。”
我哥第二天下午到的。
“上车。”
我坐上副驾,座椅的皮子裂了,露出海绵。
“你干这行十二年了,怎么还开这个?”我随口说。
“开着顺手。”他挂挡,“我这行,越是自己开好车,客户越不信你。”
“为什么?”
“你开个新车去收车,人家以为你赚多少呢。”他笑,“开这个,人家才跟你说实话。”
车开出城,上了环路。
“你跟我说说,为什么看中锦绣里。”
“便宜,新,亮堂。”
“还有呢?”
“没了。”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车下了环路,拐进锦绣里那条街。下午四点,太阳斜着照过来,铺子的门脸金灿灿的。
“你看这墙。”
“挺好啊。”
他没接话,蹲下去,手掌贴在门口的台阶上。台阶是水泥的,颜色比旁边的浅,新补过。
“你摸摸。”
我也蹲下去,水泥面凉,有点糙,边上一圈接缝不齐。
“这是后补的。”他说,“补过两回,你看这两道颜色。”
他站起来,绕到铺子侧面。
侧面墙根有一道深色的水印,大概二十公分高。
“看见没?”
“可能是下雨溅的。”
“溅不到这么高。”他说,“这是返水留下的。”
我心里有点发毛。
“哥……”
“你别急。”他掏出手机,打开手电,进了后厨。
后厨的地砖也是新的,但地漏盖是老式的铸铁的。
他蹲下去,把盖子抠起来,手电往里照。
“你看这管子。”
我凑过去,看见一根灰色的 PVC 管,管口离地面很近。
“这管子的坡度不对。”他说,“往外走的时候比主管道低,油一凝就堵。”
“你怎么懂这个?”
“我卖过车,也租过店。”他盖上地漏,“这种事见得多。”
出了后厨,他走到隔壁。隔壁是家奶茶店,小姑娘正低头刷手机。
“妹妹,问一句。”我哥笑着,“这铺子之前谁家开的?”
小姑娘抬起头。
“换了好几拨了。”她说,“我在这儿两年,换了三家。”
“三家?”
“第一家做烤鱼的,第二家炸串,第三家……记不清了。”
“都是干多久?”
“长的半年,短的三四个月。”她笑了笑,“这铺子邪门。”
我哥说了声谢谢,转身看我。
“这就是我说的。”他点了根烟。
“什么?”
“买二手铺,尽量挑有人常年用过的铺子,藏着不少好处。”
他抽了一口,烟灰长了没弹。
“你别看这铺子新,新是因为没人敢住。”
“那返水……”
“返水是一样。”他说,“更要紧的是,这铺子三年换了四家,说明什么?”
“说明不好干。”
“说明这地方没人试出来过。”他说,“你进去,就是第四家。”
风把烟吹散,街上没什么人,只有两个骑电动车的过去。
“哥,你这话说得……”
“我干汽车中介十二年。”他说,“我卖车,最怕什么?最怕客户买一辆放了三年没人开的车。”
“为啥?”
“轮胎老化,电瓶亏电,油路堵死,你不知道它哪儿坏。”他弹了弹烟灰,“有人开过的车,磨合过了,毛病露出来了,该换的件换了,你接手就知道它什么脾气。”
“铺子也一样?”
“铺子也一样。”他把烟掐了,“水管通过、电表带得动、排烟有人试过、邻居处过、客流有底。这些不是看出来的,是用出来的。”
我站在那儿,没说话。
“还有一样。”他说,“有人常年用过的铺子,房东知道它能租出去,他不会乱来。”
“那新铺子呢?”
“新铺子房东急。”他说,“急了什么条件都答应,等你进去了,他再慢慢找补。”
“哥,你等等。”我说,“那炸串的,姓什么?”
“姓吴。”他随口说,“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
他把烟头扔进垃圾桶。
“去年他在我这儿卖了辆车,哈弗,才开两年。”
我愣住了。
“他说店赔了,急着出手。”我哥看着我,“我问他哪个店,他说锦绣里十二号。”
我抬头看了看门牌。
锦绣里十二号。
回去的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
车过环路的时候,我哥忽然开口。
“小满。”
“嗯。”
“你那两万定金,能退吗?”
“不知道。”
“退不了就当交学费。”他说,“总比六十万砸进去强。”
我看着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哥,我动苗苗的存单了。”
他握着方向盘,没吭声。过了半天,他说:“老周跟你吵了?”
“嗯。”
“回去跟他好好说。”他叹了口气,“他也是为了孩子。”
第二天,我去找小刘。
“许姐,合同都拟好了。”
“小刘,定金能退吗?”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这……您这是怎么了?”
“我不买了。”
“许姐,您别开玩笑了。”他把合同往桌上推,“房东那边我都说好了。”
“我赔一半也行。”
小刘盯着我看了会儿,把笔放下了。
“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了什么?”
“没有。”
“那铺子……”他顿了顿,“是不是您哥?”
我没吭声。
“行吧。”他叹了口气,“房东本来就急,我去说说,应该能全退。”
三天后,两万块钱回到了卡上。
短信“叮”的那一声,我站在银行门口,长出了一口气。
赵老爷子那边,我又去了一趟。
“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五十八万,我买。”
他儿子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房产证。
“税费您那边出。”
“行。”
“首付二十九万,剩下的办贷款。”
“行。”
签意向书的时候,我手有点抖。
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陈师傅还在门口收摊。
“买下来了?”
“嗯。”
“这铺子好。”他把最后一把蒜收进袋子,“朝南,冬天能晒着太阳。”
我低头看那块门槛石。
“陈师傅,这门槛被踩得挺深。”
“十四年了。”他笑了笑,“一天踩一百多回。”
签合同那天,老周陪我去的。
他穿了件干净的夹克,头发也梳了。
“许女士,周先生,这边签字。”
老周握着笔,看了我一眼。
“签吧。”我说。
他签了,字写得歪歪扭扭。
出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点了根烟。
“五十八万。”他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以后天天见。”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
装修花了两个月。
我没大动,就是把墙刷了,灶台重新砌了,排烟管换了一截。
原来那根铁皮的排烟管,锈是锈,管子是通的。
装修师傅说:“这管子挺好,比新装的那些塑料的结实。”
地上的老地砖我没换,米色的,边角磨圆了。
电工来看了线路,说:“这线是十年前的,铜芯的,还能用。”
我说:“那就不用换。”
他说:“现在的人都想换新的。”
我说:“新的不一定好。”
开业那天是三月十六,阴天。
我妈来了,拎着一兜子鸡蛋。
老周请了半天假,帮我在门口摆花篮。
苗苗放学过来,站在柜台后面,学着喊“欢迎光临”。
上午没什么人,到了中午,来了几个。
“陈师傅说这儿开了个卤味店。”一个老太太说,“我来尝尝。”
我切了半斤猪头肉,她尝了一块,点点头。
“是这个味。”
下午又来了几个,都是兴隆巷的老街坊。
到晚上一算,卖了八百多。
老周坐在小马扎上,抽着烟,没说话。
“嫌少?”
“第一天嘛。”他把烟头踩灭,“慢慢来。”
我哥是第五天来的。
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招牌,“小满卤味”。
“名字起得土。”
“土点好记。”
他进来,在店里转了一圈。
“排烟管你换了?”
“换了一截。”
“地砖没换?”
“没换,好着呢。”
他蹲下去,用手敲了敲地砖。
“实心的。”他说,“比新的强。”
我给他切了一盘牛肉,倒了杯茶。
“哥,你那辆车该换了。”
“再开两年。”他喝了口茶,“许阳的事还没落定。”
“彩礼要多少?”
“人家要十八万。”他说,“我这边还差一截。”
我心里咯噔一下。
“哥,你要是缺钱……”
“不缺。”他打断我,“你刚开店,钱都压里头了。”
他喝完茶,站起来要走。
“哥。”我叫住他,“那八万……”
“什么八万?”
“你要是借我八万,我就能把苗苗那张存单补回去。”
他站在门口,背对着我。
“存单你补了没?”
“补了一半。”
“剩下的慢慢补。”他说,“苗苗上学还有五年,你一年攒两万就够了。”
过了半个月,我嫂子来了。
她进门先看了一圈,没坐。
“小满,你这店不小啊。”
“三十平。”
“多少钱买的?”
“五十八万。”
她“啧”了一声。
“你哥最近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他跟你说许阳结婚的事没?”
“说了。”
“他是不是要借钱给你?”
我把手里的活停了。
“嫂子,我没跟他借钱。”
“他要是借给你,你别要。”她看着我,“许阳那边等着用。”
“我知道。”
她站了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这店开得挺好。”
日子就这么过。早上五点起来卤货,晚上九点关店。
兴隆巷的老街坊认人,认味,认那扇门。
有人进门就问:“陈师傅那面馆搬哪儿去了?”
我说:“回老家带孙子去了。”
“哦。”他们说,“那来半斤猪耳朵。”
门口那棵槐树发了新芽,四月里落了一地白花。
老周跑车回来,会来店里坐一会儿,抽根烟,帮我收摊。
有一天他蹲在门口,摸了摸那块门槛石。
“这石头真被踩凹了。”
“嗯。”
“你说你哥那套道理,”他顿了顿,“还真有点道理。”
“什么道理?”
“有人用过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有人用过的东西,实在。”
我没接话,把最后一块卤豆腐装进袋子。
苗苗期中考试考了班里第五。
她把卷子拿给我看,我贴在柜台后面的墙上。
“妈,这墙太旧了,贴不住。”
“贴得住。”
第二天她来店里,带了瓶胶水。
“我自己贴。”
她踩着凳子,把卷子粘牢,退后两步看了看。
“妈,你说我以后考哪个高中?”
“你想考哪个?”
“一中。”
“那就考。”
她从凳子上跳下来,跑到门口,蹲在那块门槛石旁边。
“妈,这石头怎么凹了一块?”
“踩的。”
“踩了多久?”
“十四年。”
我妈来店里坐过一次。
那天下午没人,她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看街。
“你爸当年也想开个铺子。”她说。
“是吗。”
“想开个杂货铺,就在这条巷子里。”她看着对面,“后来没开成。”
“为什么?”
“没钱。”她说,“那时候哪有闲钱。”
我没吭声。
她坐了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回去吧,晚上包饺子。”
存单我补了一半。每个月存两千,存进一张新卡里。
铁盒子还在电视柜最下面那个抽屉,还是那个月饼盒。
里面现在有两张存单,一张十九万,一张六万。
还差六万。
老周知道我在存,没说什么。
有一天他发了工资,往抽屉里塞了两千块现金。
“这月的。”他说。
“你不是不管吗?”
“我不管。”他把手插兜里,“我就是顺手。”
卷尺我挂在了店里的墙上。
黄的那个,裂了缝的,用透明胶缠着。
量门宽、量灶台、量案板,还是用它。
苗苗有时候来帮忙,会拿它玩,“啪”地抽出来,再松手弹回去。
“妈,这尺子多老了。”
“比你岁数大。”
“骗人。”
“比你哥岁数大。”
她笑,把尺子挂回去。
那天晚上收摊,我拉下卷帘门,锁上,咔哒一声。
站在门口,风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对面的路灯亮了,照着那块凹下去的门槛石。
凹下去的地方积了点雨水,亮亮的,像盛着一小片天。
我站了会儿,往巷口走。
走过陈师傅那家老面馆的位置,现在是一家文具店。
走过配钥匙的老周头,他已经收摊了。
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
“小满卤味”的招牌亮着,是那种暖黄的光。
风从巷子里穿过来,吹得招牌轻轻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