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新车，女友就说要开我的车回县城过年，我果断拒绝，谁料第三天发现车不见了，我没闹马上拨打110
阳台上那盆绿萝又黄了两片叶子，我伸手掐掉，指肚上沾了点凉水。
新车提回来才三天，停在楼下最靠里的那个车位。我一天要下楼看两回，不是不放心，就是想看看。
车是白色的，手动挡，落地十一万二。首付五万，剩下六万二走的三年分期，每个月两千零六十块。
我把这笔账在心里过了不下一百遍，每个月工资到手七千三，房贷三千五，剩下的刚好够转。
钥匙我配了两把，一把挂在自己腰上，一把放在玄关那个铁盒子里。盒子是以前装饼干的，盖子上有个凹坑。
那天晚上许曼来我这儿吃饭，她进门先换鞋，看见鞋柜上摆着车钥匙，顺手拿起来掂了掂。
“这就是你那辆？”她问。
“嗯，上周五提的。”
“挺沉。”她把钥匙放回去，声音不高不低，“我下个月回县里过年，开你车回去呗。”
我正端着汤从厨房出来，砂锅底下的垫子有点歪，我腾出手去扶了一下。
“你开我车回去？”
“嗯，我妈那边亲戚多，坐大巴太挤，再说我拿的东西也多。”她已经坐到桌边，筷子在碗沿上磕了两下，“你过年又不回县里，车闲着也是闲着。”
我把砂锅放下，盖子上的水汽扑了一脸。
“不借。”
她抬头看我，愣了一下。
“你说啥？”
“不借。”我拉开椅子坐下，“新车，我自己都没跑过高速。”
“你这就没意思了。”她笑了一下，那笑没到眼睛，“咱俩处了两年，一辆车你都舍不得？”
“不是舍不得。”
“那是什么？”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排骨炖得有点烂，肉一碰就脱骨，汤面上浮着一层油花。
“我开慢点，能出啥事。”她又说，“我又不是没本。”
“你有本我知道。”
“那你还——”
“我说了不借。”我把碗往前推了两寸，“你要回县里，我帮你抢票。”
她那顿饭吃得很慢，最后半碗饭剩在碗里，米粒都凉了。走的时候她把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抖了两下。
“行吧。”她说，“你留着你的车。”
门关上以后，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楼下那辆车停在路灯底下，车顶反着一层白光。
第二天她没给我发消息。我发了一条，问到家没，她隔了两个小时回了个“嗯”。
第三天早上我下楼，车位是空的。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十几秒，脑子里先是空的，然后一下就满了。
110是我自己拨的。接线员问什么事，我说车丢了。她问车牌，我报了。她问最近有没有人借过，我顿了一下。
“没有。”我说。
“确定吗先生？”
“确定。”
挂了电话我在楼下又站了一会儿。风从楼缝里灌进来，吹得耳朵疼。
我给许曼打电话，响了六声她才接。
“喂。”
“你在哪？”
“在家啊，怎么了？”
“我车不见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啊？丢了？报警了没？”
“报了。”我说，“你现在方便出来一趟吗？”
“出来干啥？”
“警察一会儿要来，得问问情况。”
“……行吧。”她说，“我收拾一下。”
她来的时候穿了件米色的羽绒服，头发扎得不太利索，左边耳朵上那颗小痣露在外面。
警察比我们先到，两个，一个年纪大点，一个手里拿着本子。
“最后一次见到车是什么时候？”年轻的问。
“昨天晚上九点多，我下楼扔垃圾，还在。”
“有没有跟人提过车的位置？”
我看了一眼许曼。
“提过。”我说，“跟她提过。”
许曼站在我旁边，两只手插在兜里，没吭声。
“钥匙有几把？”
“两把。一把在我身上。”
“另一把呢？”
我上楼把玄关那个饼干盒拿下来，打开。钥匙还在。
“这就怪了。”年长的警察说，“车没钥匙开不走，钥匙又在这儿。”
许曼这时候开口了：“会不会是被人撬了？”
“现在的新车不好撬。”警察说，“得有钥匙，或者有解码器。”
“那谁知道呢。”她说。
我把盒子盖上，那个凹坑硌了一下我的拇指。
警察调了小区门口的监控。凌晨两点四十，车从地库出口开出来，往东边去了。驾驶座上的人戴着帽子，看不清脸。
“往东是往哪？”年轻的问。
“往东上高速，就是回县里那个方向。”我说。
许曼的肩膀动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
警察让她也去所里做个笔录，她说行。上车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说，“配合调查。”
笔录做了一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早餐铺子的蒸笼冒着白气。
她在门口站着，眼睛有点红。
“你是不是觉得是我？”
“我没说。”
“你就是那个意思。”
“许曼。”我说，“车是我分期买的，每个月两千零六十，我还得还三年。”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她低下头，把羽绒服的拉链往上拉了拉。
“我昨天没出门。”她说。
“嗯。”
“你信不信？”
我看着路边那家早餐铺，有人在窗口排队，豆浆的热气一阵一阵的。
“我信不信不重要。”我说，“监控得说话。”
那天下午三点多，车找着了。在县城往北的一条乡道上，停在路边，油还有小半箱，车门锁着，钥匙在副驾脚垫上。
开车的是许曼她表哥，姓周，四十出头，在县里跑运输。
警察打电话让他过来，他来的时候穿一件旧皮夹克，袖口磨得起了毛。
“车是我开的。”他一进门就说，“跟我妹没关系。”
“你怎么拿到的钥匙？”
他看了许曼一眼。许曼坐在旁边的塑料椅上，头低着，两只手绞在一起。
“她给我的。”他说。
“什么时候？”
“前天晚上。”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玻璃门上的反光把我的脸分成两半。
“她说车是她对象的，借我开两天，回县里拉点东西。”周表哥搓了搓手，“我真不知道她没跟你说。”
“你拉什么东西？”
“化肥。我地里要用。”
“化肥你开这车拉？”
“就两袋，垫了塑料布。”他声音低下去，“我知道这车新，可她说没事。”
许曼这时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是我拿的。”她说，“前天晚上你睡着以后，我用你放盒子里那把钥匙配的。”
“你什么时候配的？”
“上个月。”她说，“你带我去提车那天，我在楼下配的。”
我想起来了。那天她在车行门口等我，说去买瓶水，去了差不多十分钟。
“你配它干啥？”
“我想着过年开回去方便。”
“我说了不借。”
“你说了。”她的声音有点抖，“可我想着我妈那个腿，走不了那么远，我想开车回去让她少走两步。”
“你可以坐大巴。”
“我妈晕车，大巴得四个钟头。”
我没说话。屋里那台旧暖气片咕噜咕噜响。
警察在旁边做记录，笔尖刮得纸沙沙的。
“这事怎么办？”年轻的问我。
“车没丢就行。”我说，“别的我自己处理。”
出门的时候风比早上还冷。许曼跟在后头，跟了两步又停下。
“对不起。”她说。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米色羽绒服下摆沾了一块灰。
“你上个月就配了钥匙。”我说。
“嗯。”
“你要是跟我说，也许我能想别的办法。”
“我怕你不肯。”
“你这样我更不肯。”
她咬着下嘴唇，没接。
我们俩就那么隔着三级台阶站着。路边有辆三轮车过去，铃铛响了一路。
“我妈那条腿。”她忽然说，“去年冬天摔的，到现在蹲不下去。她一辈子没坐过小轿车。”
“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说，“你去我家那回，她给你煮了鸡蛋，你吃了两个，她一个都没吃，她说她不爱吃。”
我记得那碗鸡蛋。蛋白上有一道裂缝，是煮的时候磕的。
“你早说这个，我可能就借了。”我说。
“可能。”她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
“你表哥那两袋化肥，撒地里了吗？”
“撒了。”
“行。”我说，“车我开回去，钥匙的事咱们回头再说。”
她没动。
“许曼。”
“嗯。”
“回家吧，风大。”
我开车回市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高速上车不多，远光灯打在前头的路面上，白花花一片。
副驾脚垫上还有几粒化肥，白的，圆滚滚的。我把车停到服务区，拿纸巾一颗一颗捡起来。
捡到最后一颗的时候，我坐在驾驶座上没动。窗外有人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
那晚回到楼下，我把车停回最里头那个车位，熄了火，坐着没下车。
阳台上那盆绿萝还挂着，叶子被夜里的风吹得翻过来。
我上楼，进门，先去玄关把那个饼干盒拿下来。钥匙在里头，孤零零一把。
我捏着那把钥匙站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进抽屉，和房产证、行驶证放在一起。
第二天我去了趟五金店，换了一把车锁，连带钥匙一起，三百二。
老板问我要不要配个备用，我说不用。
过了四天，许曼来拿她落在这儿的一条围巾。
她进门的时候我在厨房煮面，抽油烟机嗡嗡响。
“围巾在沙发上。”我说。
“嗯。”
她拿了围巾，没马上走，站在客厅中间。
“锁换了？”
“换了。”
“多少钱？”
“三百二。”
她从兜里掏出钱包，抽了三张一百的，又摸出两张十块的，放在茶几上。
“我出一半。”她说。
“不用。”
“你拿着。”
我没跟她推。钱在茶几上搁着，压着一张去年的缴费单。
“我妈问你过年回不回去。”她忽然说。
“回哪儿？”
“县里。”
“你妈问的？”
“嗯。她说上回你吃鸡蛋吃得香。”
我关火，把面捞出来，汤没倒。
“到时候看吧。”我说。
她站了一会儿，把围巾绕在脖子上，绕了两圈。
“那我走了。”
“嗯。”
门开的时候带进来一股楼道里的凉气。我听见她下楼的脚步声，一级一级，到二楼拐角那会儿轻了。
面端上桌，我吃了一口，咸了。
那三百二十块钱在茶几上放了三天。第四天我把钱收进抽屉，和那把没用了的钥匙搁在一块儿。
日子照旧。早上七点起，七点四十出门，楼下早点摊的老板娘认得我，看见我就盛一碗豆腐脑，不放辣。
车还是每天停在那儿，我偶尔下楼看一眼，玻璃上落了灰就拿抹布擦一圈。
有一回我擦车，擦到副驾那边的脚垫，翻起来，底下还有一颗化肥粒。
我拿起来看了看，扔进了垃圾桶。
快过年的时候，许曼给我发了张照片，是她妈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旁边支着个小马扎。
“她今天能蹲下去了。”她说。
“挺好。”
“她说你要是回来，还给你煮鸡蛋。”
“这次让她也吃。”
“嗯。”
那天晚上我下楼扔垃圾，顺手看了一眼车。车顶上落了一层薄霜，用手一抹，凉得刺骨。
我抬头看自己家阳台，灯亮着，那盆绿萝的影子贴在玻璃上，歪歪扭扭的。
回到楼上，我把饼干盒从抽屉里翻出来，里头空了。
我把盒子放回玄关原来的位置，盖子上的凹坑朝上，还是那个样子。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一点，不冷，就是有点干。
我坐了一会儿，去厨房倒了杯热水，杯壁烫手，我就那么攥着，慢慢走回客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