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长途货运的都清楚,车辆停靠服务区,拉上驾驶室窗帘,里面什么样的都有。我撞见老伴和别人搭伴,跑这条线路十一年,那晚我就在隔壁车内没有下车
事是在梅村服务区出的。
那天我从淮北拉一车卫生纸回杭州,下午四点半下的高速,导航说前面五十公里梅村服务区。本来想再跑一段,右后视镜里瞧见车尾篷布松了一扣。不放心,拐进去了。
大车停车区在匝道最里面,一溜排开十来辆。我把车头往西边扎,习惯性扫一眼旁边的车——红色解放,车头贴一个褪色的“出入平安”,右前轮挡泥板缺一块,拿黑胶带缠的。
那是老赵的车。
我心里还热了一下。跑了这么多年,两口子能在服务区碰上是巧事。他跑徐州专线,我跑淮北,两条线一南一北,平时碰面全靠算。我把车停好,熄了火,没急着下去,拿保温壶倒了半杯水,凉了。
驾驶室的窗帘拉着。老赵的习惯,白天停车也拉帘子,说怕晒。但我认得那个帘子——深蓝底子印白花,是我在镇上集市花二十八块钱买的,挂上去那天他说“花里胡哨”,我笑话他不懂好看。
我拎着保温壶下车,准备绕过去敲他车门。
走了三步,停住了。
副驾驶那侧的踏板上,搁着一双鞋。白色的,女式,一脚蹬。鞋尖朝里,摆得很整齐。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服务区的风把大车底盘的热气往上吹,裹着柴油味和尿骚味。远处有司机在洗手池边上刷牙,水声哗哗的。
我退回来了。
不是退到自己车上,是退到两辆车中间的空当里。那个空当差不多半米宽,堆着几块垫木。我靠着老赵的车头站着,驾驶室里有说话声。
隔着铁皮,听不清说什么,但能听出两个人的动静。一个是他,咳了一声,瓮声瓮气的。另一个声音低,是个女的,说了句什么,没听清,他就笑了。
那种笑我认得。结婚二十三年,他那种笑我认得。
我回到自己车上,坐进驾驶室,把窗帘拉上了。
没开灯。天还没黑透,驾驶室里灰蒙蒙的,方向盘上那个裂了口的把套、副驾驶座上的旧棉袄、仪表盘上粘的半截平安符——都看得见。隔着一层铁皮,隔着半米空当,我听得见他那边偶尔响一下的动静。
我把保温壶拧开,又拧上。拧开,又拧上。
水是凉的。这个壶跟了我七年,外壳磕得坑坑洼洼,盖子上的胶圈换过两回。老赵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那年超市搞促销三十九块九两个。他用了一年就不知道丢哪了,又买了个新的,不锈钢的,锃亮。我这个一直用到现在。他说我不讲究,我说能用就行。
天黑下来了。服务区的灯是惨白的那种,照得每辆车都一个颜色。旁边那辆解放的驾驶室里透出一点光,像是手机屏幕。后来那点光也灭了。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反正半夜醒了一回。脖子僵得疼,方向盘硌着肋条。窗外有辆冷链车轰隆隆地怠速,驾驶室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我扒着窗帘缝看了一眼——老赵那边黑着,什么也看不见。
我又躺回去。翻来覆去地想:也许是我听岔了,也许是搭车的,也许是货主押车的,也许是我想多了。
想了一百个也许,每一个都圆不过去。押车的不会把鞋脱了搁踏板上。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听见那边车门响了。我掀开窗帘一条缝,看见一个女人从副驾驶下来,四十来岁,短头发,穿一件灰夹克,脚上就是那双白鞋。她站在车旁边理了理衣服,往服务区超市方向走了,头也没回。
过了有十来分钟,老赵从驾驶室下来,穿个背心,拿毛巾去水池洗脸。他洗完往回走的时候,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车头朝西,窗帘拉着,车身上蒙了一层露水。他没认出来。或者说,他根本没细看。
他上车打火,那辆红色解放突突突地响起来,倒了个车,从另一条匝道口开走了。尾灯拐上高速的时候,我看了眼时间:五点四十七分。
我在服务区又停了半个钟头,去便利店买了两个茶叶蛋,一袋豆浆。收银的是个小姑娘,一边扫码一边打哈欠。我说再来包烟,红塔山。她递过来,我撕开抽了一根。
我不咋抽烟。老赵抽,一天一包半。他总说我烧菜咸,但从来不嫌自己抽烟呛。
到了杭州卸完货,下午三点多。我把车停在物流园,掏出手机。有三个未接电话,都是老赵打的。还有一条信息,两天前发的:“这两天跑哪条线?”
我没回。也不是故意不回,就是看着那个名字,不知道该打过去说什么。问他昨晚在梅村服务区停哪了?问那个穿白鞋的女的是谁?
问不出口。问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晚上回了家。老赵不在,跑徐州专线要两天。房子是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提着保温壶一层一层往上爬。楼道里有炖萝卜味,谁家在做晚饭。
进门换了鞋,看见鞋柜旁边搁着老赵那个新保温壶。不锈钢的,锃亮,盖子都没拧紧。
我拿起来拧紧了,放到餐桌上。然后把自己那个保温壶搁在旁边。
两个壶,一个新一个旧,一个亮一个花。搁一块儿看着不像一对,从来就不像。
第二天我照常出车,跑短途,萧山到富阳。装货的时候手机响了,老赵打来的。
“喂。”我接了。
“今晚上回来吃饭不?”他那头声音很吵,像在路边。能听见有大车过去的动静。
“不一定,看卸货时间。”
“行吧。”他停了一下,“那个,我明天到家,给你捎点徐州那边的小磨香油,上回你说好。”
“好。”
“嗯,那挂了。”
“老赵。”
“嗯?”
“你昨晚在哪停的?”
“徐州啊,老地方,停车场。”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停顿,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哦。”
“咋了?”
“没啥。挂了。”
我挂了电话。手机攥在手里,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他发的那条两天前的信息。我盯着看了几秒,然后按灭了。
那天卸完货,我没直接回家,去了一趟老娘那儿。她住在老汽车站后面那栋楼,一楼,带个小院子。我到的时候她在门口择韭菜,看见我来了,说:“吃了没?”
我说没。她拍拍手上的土,进去给我下面条。我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看她佝着背在灶台前忙活,煤气灶噗噗响了两声才点着。
“你脸色不好,”她端着面出来,“是不是没睡好?”
“跑车嘛,哪有睡好的。”
她把碗搁我面前,坐到对面择她的韭菜。我吃了两口,听见她问:“跟老赵吵架啦?”
“没有,吵什么架。”
“我看你眼睛肿的。”
我愣了一下,拿手背蹭了一下眼。还真是肿的。从梅村回来那天晚上我就没怎么睡,连着两天,都是瞪着天花板到半夜。
“妈,”我把筷子搁下,“你说我爸当年跑西安,你在家放心不?”
她择韭菜的手没停。
“放心不放心,日子都得过。他跑他的车,我带我的娃,各人把各人的事做好就行了。”
“那要是他在外面——”
“面要坨了,先吃。”她打断我,声音不重不轻,“吃完再说。”
我低下头吃面。面汤是清汤,上面飘着葱花和几滴猪油,是老味道。吃到底下,卧着一个荷包蛋。她每次都卧一个蛋,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我把面吃完了,汤也喝了。她收了碗,回来坐下,才开口。
“闺女,妈知道你性子。你不是那种闹的人。但有一条——别听他说啥,看他做啥。”
她看着我的眼睛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你爸那会子,每次从西安回来,到家先帮我收摊。大包小包没放下就先搬货。后来有一回他没搬,光坐那儿喝水。我就知道,出事了。”
她顿了一下:“后来果然是。那女的还是他们车队食堂的。”
“那你怎么弄的?”
“我怎么弄的?我把摊子搬回家了。他回来找不着我,跑了三天,第四天在菜市场找着我,蹲那儿哭。我说,你要过就好好过,不过咱就说不过的话。别耗着,耗着最伤人。”
她叹了口气,拿起韭菜又择起来,动作很慢。
“后来他选了这个家。但我也跟他说明白了——再有下回,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你猜他后来咋说?”
“咋说的?”
“他说,其实那个女的也不容易,家里男人瘫了,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他说他没干对不起我的事。”
她抬起头,嘴角扯了一下,不算笑。
“我说我信。但我说,你陪人家在食堂一坐俩钟头,回来连碗都不帮我收,你对不起我的地方在这儿。不在床上。”
那天从老娘那儿出来,天已经黑了。我走在小区里,路两边停满了车。经过一辆红色轿货的时候,我脚步顿了一下——不是解放,只是颜色像。我站那儿看了两秒,走了。
回到家,洗完澡躺床上。老赵发来一张照片,徐州停车场的灯光球场,一帮司机在那打牌。他站在旁边笑着,举着一瓶水。照片里五六个人,有男有女。
我放大看了一眼。里面没有那个短头发、白鞋的女人。
退出来,我翻到他的朋友圈。三天可见,今天发了两条。一条是刚才的,一条是中午转的——鸡汤段子,什么“夫妻同心黄土变金”。
我按灭手机,搁在床头柜上。旁边是我那个旧保温壶,加了半壶水放那儿敞着口晾。壶盖上的胶圈翘起来一小块,一直没换。
我翻了个身,没关灯。
那晚我没睡着。一直在想老娘说的话——“别听他说,看他做”。可他做了什么?他记得给我捎香油,记得我随口提了一嘴的东西,过年记得往我卡里打钱。这些事他做了二十三年。
但他也在服务区的卡车里拉上帘子,跟别人笑。
这两个都是他。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物流园等单,来了个电话,号码不认得。我接起来,是个女的。
“你好,是赵师傅家的吗?”
“你哪位?”
“我是他车队调度,姓孙。赵师傅昨天手机落我这儿了,我翻他通讯录打过来。他应该今天到家,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行。”
“对了,”她像是要挂又想起来,“赵师傅那个手机壳后面夹了张照片,跟驾驶证一块儿的,你提醒他别丢了。是个女的,短头发。”
她笑了笑,很自然地说:“应该是他闺女吧?长得不太像。”
“我没有闺女。”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
“我就一个儿子,在外地念大学。”我盯着物流园地上的水泥缝,里面长了一根草,“那个女的,你下回见着他,自己问他吧。”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个用了七年的旧保温壶。壶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是去年从车上掉下来磕的。盖子又松了,热水凉了。
老赵是第四天下午到家的。
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择芹菜。他换鞋,把那个不锈钢保温壶搁在鞋柜上,又从包里掏出一个玻璃瓶,小磨香油,搁在餐桌上。
“给你搁这儿了。”他说。
“嗯。”我把芹菜叶拢了拢,没抬头。
他去洗了把脸,出来坐在沙发上,拿手机充电。客厅里就我们俩,电视没开,窗外有人在楼下停车,倒车雷达滴滴滴滴响。
“这几天咋样?”他问。
“还那样。”
“儿子打电话没?”
“打了,说月底回来。”
“哦。”
他刷手机,我择菜。跟过去二十三年里任何一个平常的傍晚一样。芹菜择完了,我端着盆进厨房,在水龙头底下冲。水哗哗地响。
我听见他在客厅说:“明天我出车,跑徐州,晚上不回来。”
“嗯。”
“冰箱里那个排骨你炖了吧,放着该坏了。”
“嗯。”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他睡那头,我睡这头。中间隔了一床被子。他打呼噜,翻了个身,胳膊搭到我肩膀上。我没动。他那只手搁了一会儿,又缩回去了。
第二天他走了。我等他车门声消失了,才从床上坐起来。
我洗了个脸,穿上外套,去了他存杂物那间小房。钥匙是旧钥匙串上的那串——二十年前搬家的时候配的,他一直没换锁。屋子不大,堆着工具、轮胎、一摞旧杂志。我翻了翻,在靠墙那个铁皮柜最底下,找着个饼干盒子。
铁盒子,真巧,跟当年装户口本那个一模一样。我打开。里面没有户口本,是几张银行回单、一本存折、一份什么东西的复印件。
存折是他名下的,建行的,以前从没见过。我翻了翻。有进有出,大多是小额。但有一笔——去年十月,转出五万。收款账户我不知道是谁,名字叫“刘敏”。
五万。
我坐在那个铁皮柜旁边的小马扎上,饼干盒子搁在膝盖上。屋里没开灯,就靠门缝漏进来的光。我把那张转账回单看了两遍,折痕的地方字有点模糊,但“刘敏”两个字清清楚楚。
脑子里一下过了很多事。去年十月。去年十月他说要换车钥匙,跟我要了两万。我说咱家这两年跑车不景气,省着点。他说就还差两万,换个大灯,跑夜路安全。我给了他。
原来那两万加上他自己的三万,凑了五万,转给了一个叫刘敏的。
——刘敏。短头发。白鞋。
我把盒子盖好,放回原位。锁了门,回了家。
到家第一件事,我翻出老赵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前保险单上有,夹在一个文件袋里。我拿着那张复印件,去了建行。柜员问我是本人吗,我说不是,我是他爱人,想查一下账。柜员说不行。我说他让我来的,他手机丢了,着急。柜员摇头,说必须本人。
我没跟他吵。转身去了另一家建行的网点,又去了第三家。第三家柜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听我说完,看了我一眼。
“大姐,你是不是要查对方账户?”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没说话,低头敲了几下键盘,然后抬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账户是本市开的,户主刘敏,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比我大两岁。
“别的我不能多说了。”她压低声音,“你回去自己问吧。”
我说了谢谢,出来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台阶下是自行车棚,一排车歪歪扭扭停着。风把一张宣传单从地上卷起来,转了两圈,贴在车轮上。
四十六。短发。服务区。五万。
脑子里又浮起那天早上她走下副驾驶的样子——理衣服,往超市走,头也没回。那不是慌慌张张的,那是走熟了的。
回去的路上,手机响。是大姑姐。
“喂,弟妹啊,在家不?我过来一趟,给你捎点东西。”
我说在。
大姑姐比老赵大六岁,退休了,住城东。她来的时候提了一箱牛奶,两盒点心。
“我家那口子单位发的,吃不完,拿给你们。”
“你留着吃,还专门跑一趟。”
她坐下来,我给她倒水。她看了看屋子,说:“老赵出车了?”
“嗯,徐州。”
“还是那条线。”她喝了口水,“他这活累,一个月到头不着家几回,你也不容易。”
我嗯了一声。
她放下杯子,话锋一转:“弟妹,我听说前阵子你们俩闹了点不痛快?”
我抬眼看她。
“咋了?谁说的?”
“没谁说,我瞎猜的。上回老赵往家里打电话,我听他说话劲头不对。我这不是过来看看嘛。”
她顿了一下,声音放低了些:“弟妹,我跟你交个底。老赵这人,嘴不好,心里没坏水。他跑车这些年,风里雨里的,有时候跑累了在外面歇歇脚,吃点喝点,你多担待。”
“担待什么?”
她被我这一问噎了一下,脸上挂着的笑僵了僵。
“我意思是,男人在外面,有时候难免——你懂的。可只要他心里有这个家,钱交回来,事办到,其他的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姐,”我看着她,“他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真没说什么。”她摆手,“我这不是当姐的,怕你们为小事伤了和气嘛。”
“小事?”
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不接茬。
“行了,我还得去接孙子。”她站起来,拎包,“弟妹,有些事往开了想,别较真。较真伤的是自己。”
我送她到门口。她穿鞋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东西,我没来得及抓住,她就把门带上了。
我站门口站了一会儿。她来这一趟,不是送牛奶的,是来递话的。“男人在外面难免”——这句话谁教她说的?老赵?还是她自个儿悟出来的?
第二天,我给一个以前跟老赵同队的司机打了电话。那人姓马,叫马保国,现在不跑长途了,在物流园做调度。我们以前在车队年会上吃过饭。
“马哥,我问你个事。”
“弟妹你说。”
“刘敏这个人,你认识不?”
那头顿了两秒。
“弟妹,你从哪听来这名?”
“你认识。”
“认识。”他叹了口气,“以前在徐州那边停车场做饭的,后来不干了。”
“跟老赵什么关系?”
“这……弟妹,有些话我不好说。”
“马哥,你今天不跟我说,我明天再找别人问。你告诉我,我不说是谁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能听见他那边有人喊他,他说“等会儿”,然后声音压低了些。
“好几年前了,老赵跑徐州那条线,常在那个停车场歇。刘敏在那给人做饭,男人瘫在床上了,挺难的。后来老赵帮她拉过几趟私活,一来二去就熟了。这两年那个停车场拆了,我也不知道她还干不干。”
“五万块,你知道吗?”
“什么五万?”
“老赵去年十月给她转了五万。”
马保国那头半天没说话。我听见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
“弟妹,这话我本不该说。但你要是已经问到这份上了——去年老赵跟我说过,他手里紧,问我借两万。我说我也紧张,没借。”
“他急什么用?”
“没说。但有一回喝酒他提过一嘴,说刘敏的儿子要结婚,差钱。”
我攥着手机没说话。那边马保国又吸了一口烟,说:“弟妹,你们两口子的事,我一个外人不好掺和。但老赵这些年跑车,钱没少挣。你家账上要是对不上数,你得自己上心。”
“我知道了。谢了马哥。”
挂了电话,我坐在物流园的台阶上,旁边是一排刚卸完货的车斗,铁皮还烫着。太阳很晒,我挪到阴影里。脑子里一件一件地过。
五万。她儿子结婚。他借两万换车灯——不,是换不了车灯,是把那两万凑给别人儿子结婚。
而我这七年用的保温壶,盖子胶圈翘了,我拿皮筋箍着。想着能用就行。
当天晚上,我把老赵那个新保温壶从鞋柜上拿下来,搁到餐桌上。拧开盖子,不锈钢内胆亮得晃眼,映出我自己的脸,变形的那张。
我把自己那个旧壶也搁在旁边。两个壶并排。
一个是我天天用的,裂了口,胶圈快断了。一个是他买了没怎么用过的,锃亮,新得跟没拆封似的。
我看着看着,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有一年冬天我从外面跑车回来,手冻裂了,儿子给我倒水,拿的就是我那个旧壶。他那时候七岁,拧不开盖子,急得满头汗。他把两个小拳头攥着盖,晃了半天,最后是我自己拧开的。他站在旁边,仰头看着我,说:“妈,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好的。”
那壶一直没坏。我也一直没舍得换。
现在想想,儿子那句“买个好的”,买的是东西。可我要的不是好的。我要的是有人看见这个壶旧了,看见我手裂了,不用我说。
老赵看得见旧壶。他天天用家里那个新的,他知道我的壶旧了。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没想过要给我换。
就像他知道我菜咸了、知道我晾衣服晚了,他知道,他就是不在乎。
我在餐桌前坐了挺久。两壶并排,一新一旧。最后我把旧壶拿回卧室,搁床头。新壶还留在餐桌上。
第二天我去了建行。这回不是查账户,是取了四万块钱。从我们家的联名账户里取的。这个账户是我们俩的,存的是这么多年跑车攒下的底子钱。
取完钱,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妈,咋了?”
“没事。你月底回来,妈有事跟你商量。”
“我爸呢?”
“你爸跑车呢。”
“哦。妈你声音有点哑。”
“这几天没睡好。行了,挂了吧。”
挂了电话我在银行门口站着。台阶下面一棵槐树,叶子落了一地,被风扫到墙角堆着。我弯腰把鞋带重新系了一下,站起来的时候,心口有点闷。不是疼,就是闷。像一口气憋了很多年,从没吐出来过。
我知道那钱我不会再存回去了。那四万里有三万是我的。老赵转给刘敏的五万里,有我的两万——那是他从我手里拿走的。剩下的三万,是他的,也是这个家的。
我得给自己留一条路。
当天晚上老赵打来电话,说卸完货了,明天回来。
“嗯。”
“你吃饭没?”
“吃了。”
“咋了,又没精神?”
“老赵,”我握着手机,坐在床头,旁边是我那个旧保温壶,“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有没有事瞒着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他笑了一声,那种干笑。“啥事啊?说啥呢你。”
“你想想。想好了再说。”
“哎哟,你今天是不是跟谁吵架了?火气这么大。”
“我没吵架。我就问你有没有瞒我的事。”
又是两秒。我听见他那头有打火机响,点了根烟。
“行了行了,回去再说吧。我开车呢。”
“你几点到家?”
“下午吧,三四点。”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搁在床头柜上,挪到旧保温壶旁边。两个东西并排,都旧。
外面楼道里有小孩在跑,咚咚咚。谁家在炒辣椒,呛味儿顺着门缝钻进来。楼下有人喊:“收废品嘞——”
我起身把窗户开了条缝。冷风进来,我把外套拢了拢。窗外远处能看见高架上跑的车,远远的,车灯一串一串的,往南北两头散。
第二天下午三点四十,我听见楼下有刹车声。是老赵的声音。
我坐在餐桌旁边,桌上搁着两样东西:我那个旧保温壶,和他那个新保温壶。还有一本建行存折,打开着的,上面那笔五万的转账记录正对着门口的方向。
门锁转了。
付费卡点
门锁转了。
老赵拎着两个塑料袋进来,一袋是徐州那边的烙馍,一袋苹果。他换鞋的时候看见了餐桌上的东西。
存折摊着,新旧两个保温壶并排搁着。
他站住了。换鞋换到一半,右脚还套着鞋,左脚踩在鞋跟里。塑料袋从他手上滑下去,烙馍掉在地上,苹果滚出来一个,撞到鞋柜腿上,停住了。
“这……”他指了指那个存折。
“你坐下。”
我把存折往他那边推了推。他没坐。他把左脚的鞋拔下来,又把右脚的鞋穿好,直起身,朝餐桌走了两步,低头看了一眼。就一眼,然后他眼睛挪开了,去看窗户。
“你翻我柜子了。”
“嗯。”
“那是我私人的东西。”
“你私人的东西里,有五万是从我手里拿的两万。”
他不说话了。手指头在裤缝上蹭了蹭,又去摸口袋,掏了烟和打火机出来。点着了,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在客厅顶灯底下散开。
“你说吧。”他靠着冰箱门站着,不坐。
“刘敏是谁?”
“停车场做饭的。”
“做饭的?”
“男人瘫了,在床上躺着。她一个人拉扯儿子,那孩子今年二十八了,结婚差钱。”
“所以你把咱家换车灯的两万,加上你自己的三万,凑了五万给她。”
“她当年帮过我。那年我在徐州发高烧,是她给我熬的姜汤,守了半宿。”
“老赵,”我看着他,“你发烧的时候,我在家。儿子高烧四十度,我一个人抱着去的医院。你在徐州。”
他夹烟的手顿了一下,烟灰自己掉下来了。
“我没说你不好。这些年你往家交钱,你记得儿子生日,你过年给我打钱。这些都算数。但你拿我的两万,给别人儿子结婚。这件事不行。”
“我挣的钱比你多。”
“你挣得比我多,所以你就能替我做主了?”
他把烟按灭在窗台上,转过脸来。他的脸有点涨红,但声音压着。
“你是不是还听说别的了?”
“服务区。梅村。红色解放。白鞋。”
他看着我,眼睛睁了一下,又眯起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过了好几秒,他才说:“你都看见了。”
“我没下车。”
“你看见我了?”
“我认得你的车。”
他靠在冰箱上,慢慢地往下出溜了一点,手撑着膝盖,头低下去。客厅里就剩冰箱嗡嗡响。过了挺长一会儿,他开口。
“那年她儿子摔了腿,住院要钱,她跟我借。我手里没有,就从你那儿拿了。前面那几回是搭伴跑车,她跟车搬货,我给她结辛苦费。后来时间长了……我确实对不起你。”
“前面几回。”
“嗯。”
“几回?”
他没接。
“几年?”
他还是没接。烟灰缸里那根烟屁股自己烧到了滤嘴,发出一股焦糊味。
“多久了,老赵。”
“四年。”声音像从地底下冒上来的。
四年。我在心里过了一遍。四年前儿子中考。四年前我换了现在这条淮北线。四年前他说这条线跑惯了,不用换,还说两口子跑同一条线太绑,各跑各的好。我当时还说他想得周到。
“我那时候说要跟你换一条线跑,你死活不让。”
他没抬头。
“你早就打算好了。”
“我是怕你累。”他嘟囔了一句。
“你怕我累。”我重复了一遍。
“我不跟你吵。”他抬起头,眼圈有点发红,但眼神是躲的,“这事是我做的不对。钱我补上。以后——”
“你补不了。”
“我补。我跑两趟就补上。”
“老赵,我说你补不了,不是钱。”
他看着我。
“那五万里头,你给她凑的是儿子结婚的钱,是头一份。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拿什么给他?”
他张了张嘴。
“你给刘敏的儿子五万。你儿子去年跟你说想买房,首付差两万,你说家里紧张,让他先租房。”
“那不是一回事。”
“哪不一样?”
“她儿子没爹。”
“你儿子有爹?”这句话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比他愣得还厉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不高,但硬。像拿指甲划玻璃。
他慢慢坐到了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来搓去。
“我没想到你会知道。”
“纸包不住火,老赵。四年了,你怎么可能想不到。”
“我想过。想过好多次。每次跑完那趟车回来,进家门之前我在楼道里站一会儿,跟自己说这是最后一回。进来看见你在厨房忙,看见那个旧保温壶搁灶台上,我就……说不出口。”
“你不用说。你做。”
老娘那句话在这儿等着呢。
他低着头坐了半天,然后抬起来,眼睛里有点东西,说不清是啥。他看着我,像是要伸手过来。
“咱俩过了二十三年。儿子都这么大了。这事是我混,我承认。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断干净。”
“你四年前也是这么想的吧?站楼道里跟自己保证。”
他不说话了。
“老赵,我不恨你。这话我现在能坐在这儿说出来,是真的。但机会我给过你。去年你要两万块钱说换大灯,我给了你。你拿着我那道口子还裂着的手挣的两万块钱,去给别人凑儿媳。机会就是那次。”
我起身把自己那个旧保温壶拿过来,拧开盖子。胶圈断了,早就断了,一直拿根皮筋箍着凑合。我把盖子拧下来,搁在桌上。
“这个壶我用了七年。胶圈裂了,我用皮筋缠着,你天天看见。你那个不锈钢的,买回来没怎么用。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嫌这个旧了,你想换个好的。但你从来没想过,给我换一个。”
“我明天给你买——”
“不用了。”我打断他,“我已经自己买了。”
我拉开抽屉,里面躺着一个新的保温壶。前天在超市挑的,还是三十九块九那种,跟我这个是一个系列,深蓝底子,没有花。我拿在手里掂了掂。
“我自己会买。”
他看着那个新壶,又看看我,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
“老赵,我不跟你过了。”
“为啥不能过?我说了断——”
“因为我不要一个知道我的壶坏了、天天看着都不给我换的人。因为我不想以后每回你从徐州回来,进了这个门我都在想你在楼道里站那会儿跟自己说了什么。因为儿子都看在眼里了。”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存款对半分。房子给儿子,这房本上当年写的就是我们仨的名字。车你开你的,我开我的。等你哪天想清楚了,咱们去把手续办了。”
他坐在椅子上没动,低着头,后脖子上的肉褶子堆着。空调水从厨房那面墙往下渗,还是我上个月叫人来看过的那处,他说过两天他来补。过了两个“两天”了。
那天晚上他睡客厅。我在卧室里,床头放着我那个旧壶和新壶。旧的裂了,新的还没装水。我把旧的搁进柜子最底层,新的摆在床头。
第二天早上他走了,出车。出门前在厨房弄了半天,我听见开冰箱、关冰箱、燃气灶打火。等我起来,餐桌上搁着一碗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一小碟咸菜。面已经坨了。
我没吃。把他那碗倒进了垃圾桶,自己下了碗清汤面,吃完出车。
日子接着过。该出车出车,该卸货卸货。只是回到家不用做两个人的饭了,衣服少洗一个人的。冰箱里东西剩得慢,有时候一根黄瓜放蔫了都想不起来吃。
没过几天大姑姐来了电话,劈头就问:“老赵说你不跟他过了?为啥呀?”
“姐,你上回来说的那些话,是他托你来的吧。”
那头顿了一下。
“弟妹,我是真为你们好——”
“姐,你有这份心,先劝你弟弟把钱要回来吧。五万,给一个停车场做饭的女人儿子结婚。这事搁你身上,你过得去吗?”
电话那头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叹口气。
“这混小子。我当他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
“你当他外面有人,还让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弟妹,我那也是没办法,他求我——”
“我知道。姐,我不怪你。挂了。”
儿子月底回来那天,我去车站接的他。他拖着行李箱出来,个子比他爸高半头,看见我就喊妈。路上他问:“我爸呢?”
“在家。”
“你俩是不是闹别扭了?我爸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你在家都干什么,饭吃了没。”
我看着车窗外面的红灯,想了想,说:“妈跟你爸要分开过。”
他坐在副驾驶上没吭声。红灯变绿了,我起步,他忽然说:“妈,我早觉得你们不对劲了。”
“你怎么知道的?”
“去年寒假回来,我爸手机放桌上,来条信息,我看见的。就几个字,是个女的发的。我没问你们。”
“……你早知道了。”
“嗯。我那时候就想,你肯定也知道。你没说。”
“你以为妈傻。”
“不是。”他看着前面的路,声音沉了,“我以为你会跟他吵。妈你从来不吵。”
我握着方向盘,看着路。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碰了一下。我以为瞒得挺好,其实儿子比我看得清楚。就像我以为自己忍得挺好,其实老娘第一次见面就看出来了。
晚上到家,老赵在。他做了顿饭,红烧排骨、炒青菜、西红柿蛋汤。他平时不下厨,那顿饭做得手忙脚乱,厨房台面上到处是水。吃饭的时候儿子坐中间,我跟老赵坐两边。三个人吃,话不多。儿子给我们各夹了一筷子菜,谁也没推。
那顿饭吃完,老赵去刷碗。儿子在客厅收拾箱子,我在阳台收衣服。儿子走过来,压低声音说:“妈,你先别急着去办。给我点时间。”
“你要干嘛?”
“我要跟他聊一次。”
“你别掺和大人的事。”
“我不掺和。我就跟我爸聊。”
他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摞在沙发上。
“妈,你放心,我不冲他吼。我就想问他一句。就一句。”
老赵和儿子在楼下的面馆坐了一个下午。
儿子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坐在客厅等着,电风扇嘎吱嘎吱摇着头。他进门把鞋一脱,坐到我旁边。
“问了吗?”
“问了。”
“他怎么说?”
“他哭了。”
儿子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看着天花板。电风扇转过来,风吹起他额前的头发。
“妈,我没问他别的事。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爸,你给刘敏儿子五万块钱结婚的时候,你想没想过我结婚你拿什么给我。”
“他说啥?”
“他说他在楼道里坐着想了很久。他说他以为你不会发现。”
“以为不会发现。”我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妈,他说他错了。他说想当面跟你认错。”
“我已经听过了。”
“他说你心硬。”
我笑了一下,很浅。“我心硬。行。”
“我没帮他说话。”儿子坐直了看着我,“我就跟他说,爸,你这事干得不对。不是对不起我妈一个人,是对不起这个家。你要真想认错,别光说,你先把那五万要回来还给家里。要不回来,你就认了,别再找我妈。”
儿子长大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些天憋在胸口的那点闷,被什么东西捅开了一条缝。风能进去一点了。
第二天,我把老赵叫到楼下那家常去的小馆子。名字叫“好再来”,卖馄饨和炒饭,老板是四川两口子。我点了碗馄饨,他坐在对面,没点东西,手搁在桌上翻来覆去。
“儿子跟你说了。”
“说了。”
“你怎么想?”
“钱我去要。”
“要不回来呢?”
“要得回来。她不是那种人。”
“哪种人?”
他不接。
“老赵,不用去要了。那五万里有你的三万,我不要你的三万。我只要我的两万。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给。没有就算了。”
“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我算过了,房子给儿子,存款对半分,我那份够过日子。我跑车挣得动。儿子以后结婚,我帮我的那一半。你那份你自己看着办。”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看了老板一眼,又塞回去。
“真要到这一步?”
“到了。”
“二十三年——”
“老赵,”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你记不记得我爱吃啥?”
他愣住了。
“你记得我爱吃啥不?”
他张了张嘴,看了我半天。馄饨店炒锅哗啦哗啦响,老板娘在收银台后面剥蒜。
“你……爱吃辣?”
我摇头。
“你爱吃鱼。”
“我吃鱼过敏。儿子也不吃鱼。”
他低下头,手指头在桌沿上一下一下地蹭。
“你看,”我说,“过日子不是我把饭做上、你把钱交回、过年给你妈包个红包就够了。你连我爱吃啥都说不出来。你修别人的缺,修了四年。你不知道我壶坏了。你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晚了。”
馄饨端上来了,热气冲上来,糊了一眼。我把碗推到他那边:“吃吧。我不饿了。”
他没动。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了张五十搁桌上。
“这顿我请。以后不用见了。”
我出馆子的时候天还亮着。门口有棵梧桐树,树底下放着一辆倒了的共享单车。我伸手把它扶起来,支好。然后顺着路慢慢往回走。
路边有家五金店,卷帘门半拉着,老板在里面拿电焊焊东西,蓝光一闪一闪的。我路过的时候停了停,想起来家里的水龙头还在滴,回去得买个垫圈。
走到小区门口,碰见楼下王婶遛狗。她问我:“老赵回来了?”
“嗯,回了。”
“你俩一前一后,咋了这是?”
“没啥。各人走各人的。”
她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我脸色不对,没再多问,拽着狗走了。狗回头看了我一眼,鼻子抽了抽。
我上了六楼,到家,换了鞋。屋里没人。老赵的东西还搁着,一件外套搭在沙发背上。我没管它。
去厨房拧开水龙头,拿抹布擦了擦台面。灶台上那个旧保温壶——我把盖子拧紧,搁进柜子最里面。儿子上次给我买的新壶放在床头,这会儿我拿过来,搁在灶台边上,灌了半壶热水。胶圈是新配的,严实,倒水的时候不漏。
窗外的天暗下来了。远处高架上的车灯一串一串的,往南北两头散。楼下不知道谁家在炒鸡蛋,葱花的味道飘上来。
我倒了杯水,坐在餐桌前。桌上干干净净,没有存折,没有两个壶并排。就一个壶,大半杯水。
日子该咋过还咋过。明天出车,萧山到富阳,早六点发车。闹钟照响。
手机亮了一下。儿子发来消息:“妈,你明天出车注意安全。我返校了。”
我回了个“好”。
搁下手机,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有点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