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茶碗里最后一口水咽了。
凉透了,嘴里发苦。
茶楼门口那两盏红灯笼刚点亮,风一吹就晃,晃得人眼晕。
我拎起包,冲张姐摆了摆手。“那我们先走了。”
“哎,路上慢点啊。”
张姐跟着送到门口,又朝我挤了挤眼。那意思我懂,回头再聊。
我装没看见,转身下台阶。
台阶七级,我数过。今天特意蹬了双平底鞋,脚底下还是发飘。
楼下靠墙根停着一排车,我那辆黑色的在顶里头。
车顶上落了层薄灰,让夕阳一照,像蒙了块旧布。
我从包里摸出钥匙,隔着五六米摁了一下。
“嘀”的一声,车灯闪两下,灯角亮了一瞬。
身后忽然有人喊。
“哎——等一等!”
我一回头,是刚才跟我相亲那个男的。
他姓陈,叫陈国强。张姐跟我提过两回。五十岁,自来水公司上班,媳妇前几年没了。
刚才在屋里,他坐我对面,两只手规规矩矩搁在膝盖上,说一句话得想三秒。
这会儿人已经追到台阶底下,西装外套没穿好,一只袖子吊在胳膊上。
我站住,冲他笑了笑。“陈师傅,还有事?”
他跑到我跟前,喘着气,脸挺红。
不知道是跑的还是别的什么。
他往我身后瞟了一眼,眉头慢慢皱起来了。
然后他伸手,虚虚地往我胳膊前头一横。
“这车是你的吗?别随便乱坐!”
我当场愣住。
那句话像颗小石子,啪一下砸进我脑子里。
隔了两秒,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这辆车确实属我个人所有啊。”
声音不大,可我自己听着,尾音在抖。
陈国强也不动了。
他盯着我手里那把钥匙看。
钥匙是原装的,上头挂了个小挂件,圆的,中间一个洞,铜的,磨得发亮。
风从巷口灌过来,吹得我后脖颈子发凉。
“你……”他嘴张了一下,又闭上。
“你是不是认错车了。”我说。
他摇头,摇得很慢。“没认错。”
“那——”
“车牌是津A,尾号仨八。”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他连我车牌号都知道。
我低下头,看了看手心里那把钥匙。
铜挂件晃了两下,磕在钥匙上,叮的一声。
我抬起头,把钥匙举到他跟前。“你自己看,遥控背面刻着字。”
他凑过来看了一眼。
三个小字:刘建军。
他喉结动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
“你是……你是刘建军的什么人?”
这回轮到我愣住。
我姓许,叫许春燕。刘建军是我男人,走了三年了。
我盯着他看,他也盯着我看。
灯笼的红光落在他半张脸上,一半亮一半暗。
“你认识他?”我问。
“认识。”他把那只吊着的袖子往上拉了拉,“我们一个厂待过。”
我心里那根弦,嗡的一声。
“哪个厂?”
“汽配三厂。后来他出去自己干,我还在厂里。”
我没说话。
汽配三厂,我知道。建军结婚前在那儿干过五年。
“陈师傅,你刚才为什么那么问?”
他没立刻答。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车,最后把眼光落在那把钥匙上。
“这事……”他停住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那你就慢慢说。”
风又吹过来,把我额前的碎发吹到脸上,我伸手别到耳后。
“我请你吃碗面。”他说。
街对面有家拉面馆,玻璃上贴着“兰州牛肉面”五个红字。
我跟着他过马路。
他走得慢,我也走得慢,谁都没再说话。
店里没什么人,靠窗的位置空着。
他让我坐里头,自己坐外头。
“两碗牛肉面。”他跟老板娘说,又回头问我,“你吃辣吗?”
“少放点。”
“一碗少辣,一碗多辣。”
老板娘应一声,钻后厨去了。
桌上有个醋壶,瓶口糊着一圈陈醋印子。
他把醋壶往我这边推了推,又推回去,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把包搁在腿上,两只手压在包上。
“陈师傅,你说吧。”
他搓了搓手。
“我有个儿子,叫陈亮,今年二十七。”
我点头。
“去年秋天,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的。”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
“那女的说是做服装批发的,有房,有车。”
“什么车?”
“一辆黑色的奥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款。”
我手指头在包带上蹭了一下。
“车牌呢?”
“尾号也是仨八。”
我没吭声。
面上来了,热气冒出来,糊了我一脸。
他把筷子递给我,筷子头上还带着纸套。
“你先吃。”
“你说完再吃。”
他叹口气,把筷子搁下,搁在碗沿上,压出一小道水痕。
“那女的跟我儿子处了三个月。”
“后来呢?”
“后来她说资金周转不开,跟他借十二万,说半个月就还。”
“他借了?”
“借了。”
“哪儿来的十二万?”
“他自己的七万,还有五万,是我跟他妈攒的养老钱。”
店里吊扇慢慢转,转一圈,影子在桌面上扫一次。
我端起碗,喝了口汤。
汤有点咸。
“人跑了?”我问。
“跑了。”
“报警了?”
“报了。”他拿起筷子,在碗里挑了两下,又放下,“警察查了,那辆车的车牌是假的。”
我捏着筷子的手停住了。
“假的?”
“套牌。”
后厨传来抽油烟机的轰鸣,一股葱花味飘出来。
“警察说,那种车的牌照,全国能找出几百副一样的。”他低着头,“查不到根上。”
“那你今天见我开这车——”
“我不是冲你。”他抬起头,“我就是……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我懂。”我说。
其实那一刻,我心里明白,这事没那么简单。
“陈师傅,”我放下筷子,“你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
“我丈夫这车,是他自己买的,正规手续。”
“我知道。”他又说了一遍,“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刚才那一下,我控制不住。”
“那你怎么会认识刘建军?”
他看着碗里的面,没说话。
好一会儿,他才开口。
“他那名字,我是在派出所的报案记录上看见的。”
我手里的筷子一下掉在桌上。
“什么意思?”
“警察查车的时候,顺着假牌照往上摸,摸到一个登记信息。”他顿了顿,“登记人叫刘建军。”
“你没听错?”我声音都变了。
“没听错。”
“不可能。”
“警察说那信息是假的,是有人拿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去办的。”
“复印件?”
“嗯。那女的用的身份,挂在一个叫刘建军的人名下。”
我坐在那儿,好半天没动。
吊扇从头顶转过去,影子扫过我脸。
“我男人三年前就没在了。”我说。
“我知道,所以警察那边也没往下查。”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九月。”
去年九月。
我在心里过了一遍。那时候,刘建军已经走了两年了。
他的身份证,早该注销了。
我把碗往前推了推,汤洒出来一点,洇湿了半张餐巾纸。
“陈师傅,你听我说。”
“你说。”
“我丈夫是二一年春天走的。走之前半年,一直在市医院。”
“哦。”
“那半年,他住过院、开过药、办过医保,还签过一堆东西。”
他看着我,没插话。
“他那张身份证,那半年不知道让人复印过多少回。”
我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
“我一个女人,那时候天天在医院走廊里坐着,护士喊我签字我就签,谁跟我要材料我就给。”
“我没顾上看。”
面馆里的电视正在放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有雨。
我把手伸进包里,摸出手机,翻开通讯录。
“你儿子那事,那女的叫什么?”
“姓周,说是叫周敏。”
周敏。
我在心里念了两遍,没什么印象。
“你有她照片吗?”
“有。”
他掏出手机,划了半天,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
照片上是个挺年轻的女人,头发染成栗色,站在一辆黑车旁边,笑得很甜。
那车,跟我家那辆,连轮毂都一样。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陈师傅。”
“嗯。”
“你明天有空吗?”
“有。”
“你陪我回一趟家。”
他愣了一下。“回你家?”
“我男人留下些东西,我得翻翻。”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副驾,他开车。
我说了地址,他没问为什么是他开。
车里很静,只有转向灯滴滴响。
路过一个红灯,他忽然说:“你这车,开着挺稳。”
“嗯。”
“跑多少公里了?”
“十九万。”
“看不出来。”他说,“你保养得好。”
“不是我保养的。”我说,“是他。”
绿灯亮了,他没再问。
我家在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楼道里堆着纸壳子和旧自行车,声控灯坏了,我们俩就摸黑往上爬。
到四楼的时候,他喘得厉害,扶着栏杆歇了一下。
“陈师傅,慢点。”
“没事。”
我在前头走,走到六楼,摸出钥匙开了门。
屋里没开灯,客厅里灰蒙蒙的。
女儿房门关着,里头有台灯的光漏出来。
我喊了一声:“小雨?”
门开了条缝。“妈,你回来了。”
“嗯,你写你的。”
门又关上了。
我把客厅的灯打开。
顶灯是那种老式的,一亮就嗡嗡响。
我搬了把椅子到阳台,从顶柜上够下一个纸箱。
箱子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用袖子一抹,抹出一道黑印子。
陈国强站在客厅门口,没进来。
“要不……”他说,“我在楼下等你?”
“你就在这儿坐着。”我指了指沙发,“都是些旧东西,没什么不能看的。”
箱子搬下来,搁在地板上。
我蹲下去,把上头的胶带撕开。
里头是建军的衣服,两件旧夹克,一件棉袄。
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鼓鼓囊囊的。
我把纸袋抽出来。
里头是各种单据:住院押金条、药费单、病历复印件,还有几张白条子。
我一张一张翻。
翻到一半,手停住了。
一张收据,蓝色的,边角都卷了。
上头写着:车辆登记代办服务费,二百元。
日期是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收款人一栏,写着三个潦草的字。
“刘卫东。”
我把那张收据捏在手里,念出了声。
陈国强站起来。“谁?”
“我男人他表弟。”我把收据递给他,“叫刘卫东。”
他接过去,就着顶灯看。
“这字……”
“他写的。他念过高中,字比建军强。”
“这车登记……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这车还在建军名下。”我在椅子上坐下来,“他那会儿病着,就说让卫东帮着跑一趟。”
“跑什么?”
“过户。他想把车过到我名下。”
屋里静了几秒。
电视柜上那个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走。
“过了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没过。”
“为什么?”
“他忙。”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后来我催过两回,卫东一直说手续麻烦,得等。”
“再后来,建军走了。”
“这事就搁下了。”
陈国强把那张收据翻过来,倒过去看了看。
“这上头有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什么的?”
“应该有。”我站起来,“他那箱子底下还有一卷。”
我又蹲回纸箱跟前,把那些旧衣服一件一件抱出来。
抱到第三件棉袄的时候,手底下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我掏出来一看,是个牛皮信封。
信封上没写字,用皮筋捆着。
我把皮筋撸下来,抽出里面的东西。
三张身份证复印件。
一张是建军的,边角压得很平。
一张是刘卫东的,裁得歪歪扭扭。
还有一张,我看了一眼,是个女人。
照片上的人很年轻,头发烫着,眼睛不大。
姓周,名字叫周敏。
我抬起头看陈国强。
他也看着我。
“就是她。”他说。
周敏那张复印件背面,有一行圆珠笔的字。
一个手机号,写着十一位。
我拿起手机,把那十一位按进去。
响了半天,没人接。
“别打了。”陈国强说,“这号早就停机了。”
我把手机放下。
“陈师傅。”
“嗯。”
“你儿子那事,是几号报的案?”
“去年九月十四。”
我看了眼收据。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号。
差了两年。
“这么说,”我说,“你儿子被骗的时候,这张复印件就已经在外面跑了。”
“嗯。”
窗外有辆电动车过去,喇叭响了两声。
“刘卫东。”我把这个名字念出来,“明天我找他去。”
当晚,小雨睡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
电话响了。
我一看,是张姐。
“喂,睡了吗?”
“还没。”
“怎么样啊?”她声音挺兴奋,“看着还行吧?我跟你说,陈国强这个人,我打听过,踏实!”
“还行。”
“什么叫还行。”
“就是还行。”
张姐在那头愣了一下。
“小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收据。
“张姐,今天出了点事。”
“什么事?”
“一句两句说不清。”
“那你就慢慢说。”
“等我弄明白了,我告诉你。”
她在那头叹了口气。
“行吧,你这个人,就是个闷葫芦。”
“嗯。”
“但是小许,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你说。”
“你要是老想着建军,那也行,没人拦你。”她顿了顿,“可你才四十三,日子长着呢。”
我捏着那张收据,没说话。
“你懂我意思不?”
“懂。”
“那就行。”她说,“那先挂了,你早点睡。”
电话挂断以后,客厅里又安静了。
只有冰箱嗡嗡的响。
我把那张收据摊开,放在茶几上,用手抹平。
然后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坐了很久。
第二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
超市那边我找组长换了班,说家里有急事。
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何,叼着笔帽看了我一眼。
“你脸色不好。”
“没事。”
“去吧去吧,”她挥挥手,“下午能来就来,来不了我给你记着。”
我把工牌摘下来塞进兜里,出了超市后门。
刘卫东在城东一家物流园开车,跑短途,上午一般都在。
我打了个车过去。
物流园里堆着集装箱,叉车进进出出,喇叭一阵一阵的。
我在大门口等了会儿,看见那辆蓝皮货车开出来。
牌子我认得,是刘卫东的。
我站到路当中,招了招手。
车停下了。
刘卫东从车窗里探出头,愣了一下。
“嫂子?”
“下车。”
“我这儿还赶着送货呢——”
“下车。”
他看了看我的脸,熄了火。
门一开,从车上跳下来。
四十来岁的人,肚子已经起来了,头发也稀。
他搓着手。“嫂子,你咋来了?”
我把那张收据拿出来,展开在他面前。
“卫东,这是什么?”
他瞟了一眼,脸上没什么变化。
“这……这不是给车办过户那单子吗?”
“办了没办?”
“办了呀。”
“办到谁名下了?”
他嘴一张,又合上。
“嫂子,时间长了,我记不太清了……”
“你没办。”我说,“你压根就没去。”
他不吭声了。
一辆叉车从我们旁边开过去,鸣了一下笛。
“你哥那时候躺在医院里,”我说,“你拿着他的身份证,拿着钱,你说你去办。”
“结果你没去。”
“你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卖了两千块。”
他往后退了半步,后背撞在车门上。
“嫂子,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我把那张周敏的复印件从他眼前慢慢抽出来。
“这个人,你认识吧?”
他脸上的肉抖了一下。
物流园的太阳挺毒,晒得人头皮发烫。
刘卫东把眼睛从我手上挪开,看着地上的一滩机油。
“认识。”他说。
“怎么认识的?”
“一个中介介绍的。”
“什么中介?”
“办证的。”他咽了口唾沫,“他说我哥这证过了期,没什么用,我说没注销嘛,他就……”
“你就卖了。”
“嫂子,我那时候……”
“你那时候怎么了?”
“你侄子上学要钱,我妈住院要钱——”
“你哥住院你出过钱吗?”
这句话一出口,他的脸就白了。
我把那张收据折好,塞回兜里。
“卫东,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嫂子——”
“这事,你要么自己去派出所说清楚,要么我去。”
他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
“嫂子!你可不能啊!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去说我这一家子就完了!”
我把他手掰开。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一家子也完了?”
他站在那儿,松着两只手。
货车发动机还在怠速,嗡嗡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去。”
“什么时候去?”
“明天。”
“今天下午。”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红了。
“行。”他说,“今天下午。”
从派出所出来,天都擦黑了。
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才发现腿是软的。
陈国强站在我旁边,没说话。
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出来,又塞回去。
“戒了。”他说,“忘了。”
“想抽就抽。”
“不抽了。”
街对面有个卖西瓜的,用喇叭循环着喊。
我把包带子在肩上挪了挪。
“陈师傅。”
“嗯。”
“你儿子那十二万,能不能追回来,不好说。”
“我知道。”
“但那个人查到,总比查不到强。”
“嗯。”
他抬起头看了看天。
“你吃饭了吗?”
我摇了摇头。
“前头有家小店,馄饨不错。”他说。
“行。”
我们下了台阶,往前走。
这回我走在前头,他跟着。
后来那几天,事情理顺了不少。
刘卫东在派出所把中介的微信号、电话号码都交了出去。
警察顺着往下摸,摸到了那个中介,又摸到了周敏。
听说她在另一个区,正准备对一个老头下手。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我也没多问。
过户的事,是我自己去办的。
车管所那天人不多,我坐在塑料椅上等号。
广播一遍一遍地喊号,喊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手里捏着建军的死亡证明。
窗口里的小姑娘翻了翻材料,抬头看了我一眼。
“姐,您这手续挺全的。”
“嗯。”
“就是这份亲子关系证明,得再补一份。”
“好。”
我从车管所出来的时候,太阳正大。
我把材料袋夹在腋下,走到停车场。
车还照旧停在那儿,黑亮亮的,车顶上又落了一层灰。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副驾前面的手套箱,卡着半截旧手套。
那是建军留下的。
我把手套拿出来,拍了拍灰,又放回去。
钥匙插进去,一拧。
发动机响了。
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头一口,是凉的。
我把车窗降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眼睛有点酸。
然后我挂上挡,把车倒出来,拐上了主路。
陈国强那边,后来倒是常见。
也不是天天见。
有时候他下班早,会绕到我们小区门口,给我带两个烧饼。
有时候我下晚班,他会发一条短信:到楼下了没。
就四个字,没头没尾的。
我女儿问过我一次。
那天她写完作业,出来倒水,正好看见我在门口接电话。
“妈,谁啊?”
“一个朋友。”
“男的?”
我没答。
她把水杯放下,忽然来了一句。
“妈,你该找就找。”
“写你的作业去。”
她撇撇嘴,回屋了。
门关上以后,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
电视机没开,屏幕黑着。
屏幕上头,映着我自己的影子,还有我身后那扇窗户。
窗外是老楼,一家一家的灯亮着。
那辆车,我一直开着。
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下楼头一件事,就是打一盆水,拿块旧毛巾,把它擦一遍。
先擦玻璃,再擦车门,最后擦轮毂。
擦到车屁股上的时候,我会停一下。
后窗玻璃的右下角,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贴纸。
是小雨上小学的时候贴的,一只小猫,早褪成灰的了。
我一直没舍得铲。
有时候擦着擦着,风会过来,把毛巾角吹起来。
我就按住。
按一会儿,再接着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