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借走我的保时捷当花车，归还时里外精洗还送了三箱红酒，6天后我发现车竟然重了300斤，卸下后座我瞬间傻眼了
01
我那车，六天里重了三百斤。
说出来谁都不信。修车铺的老周也不信，他把磅上的数字擦了两遍，让我倒回去又上了一遍。数字没动。
我站在那个数字前面，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江迟。
是那三箱红酒。
三箱酒还码在工作室门口，纸箱上落了灰，一箱都没拆。
江迟是我带的学徒，跟我三年。她话少，手稳，不爱抬头看人。有一回客户来看活，问那张八仙桌是谁修的，她站在我后面，往后退了半步。
借车那天是个礼拜二。她站在门口，手上还沾着木屑，说想借我的车用一天，当花车。
我手上正拿着一块砂纸。
“行吧。”我说，“钥匙在抽屉里。”
抽屉里三把钥匙，我没说是哪一把。她也没问，伸手拿了最里面那把。
那车是我三十五岁那年买的，二手的，深灰色，车尾有三道划痕，我自己补的漆，补得一眼就看得出来，像三道疤。我叫它老灰。我自己都舍不得开长途。
“我加满油还你。”她说。
“不用。”
“那我洗干净。”
“也不用。”
她就站着不走，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过了一会儿说：“师傅，我就用一天，晚上还回来。”
我说好。她走的时候我心里记了一笔，记完又觉得没意思。云栖路这条街我走了十年，楼上楼下都是熟人，谁跟谁借个东西，本来也没什么。
还车是第二天早上。我从二楼窗口往下看，一眼没认出来。
洗得太干净了。轮毂里面的灰没了，车门缝里那条黑线也没了，我补的那三道疤都显得比平时浅。
门口码着三箱红酒。
我下楼。她站在车旁边，把钥匙递给我。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上有一块新油渍，没洗掉。
“师傅，后座我擦得比较仔细。”她说。
我当时以为她是客气。
我说你太客气了，三箱酒我不能要。
她说：“不是买的。”
“那更不能要。”
她没接话，低头看鞋尖，说：“那我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把三箱酒搬进屋，码在墙角。想着过两天回她点什么。回什么我还没想好，事情就来了。
六天里我开了两趟车，都是短途。第五天我去洗车，蹲下来冲轮胎的时候，看见后轮跟轮眉之间的缝只剩一指宽。我用手比了一下。
原来是三指。
第六天上午我把车开到老周那儿。他话少，先试了一圈，回来把车停到磅上，又下去看后悬挂。
“你这后面一直压着东西。”他说。
“我后备箱是空的。”
他没说话，指了指磅上的数字。
三百斤。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响起来的，是江迟那句“后座我擦得比较仔细”。
02
老周说要把后座拆了看。
我说先别拆。
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从兜里摸出烟，走到门口去抽。他铺子后面养着一缸鱼，里头有条鱼老是撞玻璃，撞了两年，还没撞死。
我在车边站了一会儿。
我不是不想拆。我是说不清为什么不想拆。
那车我自己改过。两年前我拉过一批老木料，后座坐着碍事，就把后排整个拆了，底下垫了一块自己做的木板，能掀开。这事我没跟别人说过，连郑屿都不知道。
我坐进驾驶座，给江迟打电话。
她接得很快。
“你还车那天，后座底下放过东西没。”
那头停了一下。
“放过。”
“什么。”
“木头。”
“木头你放我车里干什么。”
“那天太晚了，我想第二天来拿。”她说，“后来忙，忘了。”
我握着方向盘，指头有点紧。
“你现在在哪儿。”
“在我妈那儿。”
“你什么时候来拿。”
她那边又停了一下。
“师傅，”她说，“你别拆。”
三个字说得比平时快。三年里她没这么说过话。她跟我说话一直是慢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挪，像怕碰坏什么。
“我没拆。”我说。
“嗯。”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楼下那家做面的，中午的味儿已经上来了，混着汽油味，不好闻。
我上楼干活。第二天她没来。
第三天也没来。
03
那三天我在工作室里干一件旧活，一张翘头案，案面裂了一道缝，得顺着木纹补。
补缝这活最磨人。你得看它裂的方向，顺着走，逆着来就崩。
我干着干着就走神。
江迟刚来那年，什么都不会。我让她磨一把刨刃，她磨了一下午，磨废了。我说了她一句，她没吭声，第二天带了个自己焊的磨刀架来，歪的，但能用。
我这半辈子最拿手的事，就是把别人的旧东西修得像新的，把自己的旧心事藏得像没有的。
去年冬天我丢了一把刨子，柄上缠着胶布的那把，跟了我十几年。我问过江迟，她说没看见。我心里记了一笔，没戳破。后来我在工具柜最底下摸到一个空位，那把刨子的位置。
空的。
三天里我把工作室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江迟走之前把工具柜整理过了。一盒小螺丝我自己都找不着，被她分好类，装在三个玻璃罐里，罐子上贴着纸条，写着尺寸。字小，一笔一划。
我这才想起来，借车那天她走的时候，还问过我一件事。
她说：“师傅，城东槐树巷那个门楼，后来怎么样了。”
我当时正在看一个榫头，随口答了句：“人家不卖，算了。”
那门楼是槐树巷一户人家的。青石门墩，上头雕着卷草，门楣是老榆木的，雕了一整幅。那一片老房子年底要统一整修，我担心动的时候糟蹋了，去看过两回，想出钱把门楣买下来，将来在工作室做一面墙。人家不卖，说是祖上传下来的。
江迟哦了一声，就走了。
还有一件事。上个月房东来过电话，说明年的租金要往上提一提，提得不少。我是在工作室里接的，江迟就在旁边磨木头。挂了电话我没说什么，她也什么都没问。
这三年我教了她不少东西。怎么认木纹，怎么调胶，怎么把一个断了五十年的榫头接回去。
我教她的那些，她一样也没用来对付我。
我又去摸了一下工具柜最底下那个空位。
还是空的。
04
第四天上午，我把工作台上的东西全搬了下来。
一件一件擦。凿子，锉，角尺，墨斗。墨斗里的墨干了，我倒了一点水进去，晃了晃，还是干。
擦到第三遍的时候，我拿指甲去抠案面上的一块油渍，抠了半天，抠掉一点。
欠人情这事，欠的那个难受，被欠的那个更难受。你得装着不在乎，装久了就真不在乎了，那才可怕。
那三天我给江迟打过电话。前两个没接。第三个是晚上打的，接了，很吵，像是在街上，她说“师傅我回头给你打”，然后就挂了。
我又给何沐打。何沐是她丈夫，做水电的，话密。
“师傅你找她有事啊？”他说，“她这几天也不太说话，我问她她就说累。”
我说没事。
他说：“那行，我让她给你回。”
她没回。
我把最后一件工具上了油，放回位置。墙上的挂钟走得很响，电池快没了，秒针走到十二那儿会顿一下。
车钥匙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钥匙圈上吊着一个小木牌，江迟第一年做的，一个歪掉的榫头，我做废品扔在纸篓里，她捡回来打磨过，我随手挂上去，挂了两年。
我捏了一下那块木牌，边角已经被我捏得发亮。
然后我下楼，开车去了修车铺。
到的时候老周正在喂鱼。
05
老周拆的。螺丝锈了，他喷了半瓶松动剂，用一根铁棍撬。
后座垫掀起来。底下是我做的那块木板，边上一圈是我自己打的卡扣，卡扣上还留着我当年画错的铅笔线。
我把卡扣一个一个掰开。
木板掀起来的那一下，我闻到一股味道。老灰的味儿，跟新灰不一样，是那种发闷的、带点潮的味儿。
里面塞得满满的，全用旧棉布裹着，一层一层，绳子系得很紧，系的是我们工作室常用的那种尼龙绳，打的是我自己教她的那个结。
老周先拎出来一个布包，沉，他两只手抱的。
打开是两块石板。青石，边上雕着卷草，一块缺了个角。
老周掂了掂：“这一块就得一百多斤。”
底下是木头。一根门楣，两个雀替，几块拆散的枋子。老榆木。灰是黑灰，一摸一手印子。
门楣的一头有道锯痕。锯得歪，深一道浅一道，中间还断了两回。
我伸手摸那道锯痕。指头在那儿停住了。
最底下是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个戴帽子的小孩，老式的那种。
我打开。
一把刨子。柄上缠着胶布，缠法跟原来不一样，绕得密，绕了整整一圈半。刃口崩了一块，没磨平，缺口在灯下反着一点白。
一张纸，折了四道。是旧报纸的边角，上面用铅笔画着一个门楼的立面，旁边标着几个尺寸，字迹潦草，是我两年前画的。画完就扔了。
一副手套。帆布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都磨破了，破口上结着干了的黑痂。不是江迟的手，大一圈。
再没了。
我把那张纸展开，抚平，又折回去。
老周蹲在旁边，没吭声，后来站起来，把烟叼在嘴上，没点。
我把刨子拿起来，用拇指试了试刃口。崩掉的那一块硌手。
“这石头你帮我抬上楼。”我说。
“你那楼梯窄。”
“慢点抬。”
我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六天前我在后座缝里摸到过一小块木渣，当时以为是江迟干活带上来的，随手揣兜里了。我摸出来看了一眼。
又揣回去了。
饼干盒的盖子我扣了三回，扣不严，翘着一个角。
06
我没给江迟打电话。
木件我一件一件搬上了二楼。门楣太长，进门的时候磕了一下门框，掉了一块灰。雀替断的那只角，我用胶先粘上了，没打磨。
石板是老周帮我抬的，抬完他腰疼了两天，说下次不干了。
郑屿那个礼拜回来一趟。他是跑工地的，一礼拜回两趟，进门先看门口那两块石头。
“哪来的。”
“人家给的。”
他哦了一声，没再问。晚上他帮我把石板抬上楼，抬到一半歇了三回。
后座是他装回去的。装反了一个卡扣，到现在还没扣上。我也没说他。
江迟来过一次，来拿她剩下的东西。一个杯子，一双旧工鞋，半盒砂纸。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师傅。”
“嗯。”
“那个门楣，你要是不要，就扔了吧。”
“我留着。”
她低头看鞋尖，看了很久，说：“哦。”
她走到楼梯口又回头。
“师傅，你那车后面沉不沉？”
“沉。”
她笑了一下。三年里我第一次看她笑。
“对不起。”她说。
我说：“你手套落车里了。”
她愣了一下。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那会儿灭了，她站在半黑里，我没看清她的脸。
“不是我的。”她说。
然后她下楼了。
那三箱红酒我拆了一箱。里面就是酒，一瓶一瓶码得整齐，瓶身上贴着纸，纸上有画。我拿了一瓶放在工作台上，没喝。
那副手套我一直放在饼干盒里，没再打开。
那张图纸我贴在了工作台前面的墙上，用的是一块旧胶带，胶带不粘了，我又按了两下。
门口那两块石板我一直没搬上楼，一边一块，当凳子坐。有天下午我坐在上面刨一块木头，刨花卷着往下掉，落在石头上，我没扫。坐上去的时候，会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