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车站，平时死活不接我电话的女老板老婆，亲自开车接走男助理。我淡定扭头就走，她发现我没了影立马慌了神
凌晨车站，平时死活不接我电话的女老板老婆，亲自开车接走男助理。我淡定扭头就走，她发现我没了影立马慌了神
我亲眼看见我老婆把车停在车站出口，副驾驶下来的是她助理小周。
车没熄火，排气管冒着白烟。驾驶座的门开了，我老婆徐红下来，穿一件驼色羊绒大衣，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像是刚出门不久。她绕到车尾，打开后备箱。小周从副驾驶下来，穿一件灰色羽绒服，手里拎着个黑色旅行袋，往后备箱里放。
两个人没说几句话。小周放好袋子，搓了搓手，拉开后座的门坐了进去。徐红关好后备箱，回到驾驶座。车灯亮着，照得我眼睛发酸。
我站在出站口右边那根水泥柱子后面，手里攥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我妈腌的四十个咸鸭蛋，还有两斤红薯粉条。袋子勒得手心疼。
我没喊她。
我扭头往出租车通道走。走了大概七八步，听见身后车门"砰"一声，然后是高跟鞋敲地面的声音，急促得很。
"老陈！老陈你站住！"
我没站住。
"陈建国！"
她很少连名带姓喊我。我停下来，没回头。风把我耳朵吹得发麻，咸鸭蛋在袋子里晃荡，发出闷闷的碰撞声。
她跑过来，站到我面前，喘着气，脸冻得发红。她看着我手里的蛇皮袋，又看看我的脸，嘴张了一下，没说出话。
"我打车回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两点四十一。"
"你怎么不叫我？"
我看着她。她脸上那点慌，我认识她二十三年，头一回见。
"你电话我打不通。"我说，"从腊月二十八打到正月初七，一共打了三十七个，你接了三个，说了不到两分钟。"
她嘴唇动了动。
"小周家里有急事，我帮他送一趟。"
"哦。"
"你信不信？"
"我信不信不重要。"我把蛇皮袋换了个手，"你接他，正常。我回来，你不知道，也正常。"
她站在那儿，羊绒大衣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人瘦。她瘦了不少，下巴尖了。我这才注意到她没化妆，眼圈有点青。
"先上车。"她说。
"不用，我打车。"
"陈建国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忙你的。"
我转身就走。她没追。我听见她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被风吹散了。出租车上，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了地址。车开出去两公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黑色奥迪还停在原地，车灯亮着。
到家是凌晨三点二十七分。我妈腌的咸鸭蛋我放进厨房，红薯粉条搁在灶台上。屋里冷锅冷灶，客厅茶几上摆着三个外卖盒，两盒没吃完，一盒剩了半盒米饭。我数了数，一共四个外卖盒，垃圾桶里还有三个，都是同一家店的酸菜鱼。
我洗了个澡，躺床上。被子是潮的，有股没晒透的味。我盯着天花板，想起一九九八年冬天，我和徐红刚结婚，租在城中村，一张床占了大半个屋子。她那时候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手指头全是针眼。晚上回来我给她用热水泡手，她疼得龇牙，还笑。
后来她做服装批发，再后来开公司，再后来公司越来越大。我从厂里下岗，给她管过仓库，管过账，后来她说，你在家歇着吧，公司的事有我。
我就歇着了。
这一歇，就是十一年。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徐红回来了。她开门的声音很轻，换鞋的时候在玄关站了一会儿。我假装睡着。她走进卧室，在床边坐下，床垫往下陷了一块。
"我知道你没睡。"
我没动。
"小周他妈住院了，脑梗，在县医院。他老家没人，我帮他跑了一趟。"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昨天几点？"
"两点四十一。"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看见我了。"
"看见了。"
"那你为什么不上车？"
我翻了个身，看着她。她眼睛红了，但没哭。徐红这个人，我认识她二十三年，只见过她哭两次。一次是她爸走，一次是公司差点破产。她从来不为自己哭。
"徐红，"我说，"你接他，送他，帮他妈跑医院，这些都没问题。但你电话不接我的，三十七个电话接三个，这有问题。"
"我忙。"
"你忙到连回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陈建国，你知不知道公司去年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你不让我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换衣服。背对着我，肩胛骨凸出来，瘦得厉害。她换好衣服，在梳妆台前坐下，开始化妆。粉底、遮瑕、眉毛、口红，一步一步，跟画皮似的。
"你今天去公司吗？"她问。
"不去。"
"那你干什么？"
"回老家。"
她手里的口红停了一下。
"你妈那边我上周去看过了，送了米和油。"她说。
"我知道。我妈跟我说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不干什么。待着。"
她没再说话。化完妆，拎包出门。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我起来，走到客厅，把那四个外卖盒收拾了。酸菜鱼的味道已经馊了，我捏着鼻子扔进垃圾袋。茶几上有一张收据，是县医院住院部的，日期是正月初六。患者姓名周桂芬，六十八岁，脑梗死。预缴金额八千块。付款人签字那一栏，是徐红的笔迹，我认得。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小周来公司三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公司年会上，二十六岁，瘦高个，话不多，敬酒的时候杯口压得很低。徐红说，这小伙子踏实，农村出来的，能吃苦。后来他当了她助理，出差、开会、对账，整天跟着。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去年秋天，徐红开车带我回老家，路上我妈拉着我到后院，小声说，建国，你媳妇现在是大老板了，你得留个心眼。我说妈你想多了。我妈说，我不是挑事，我就是觉得，她看你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
哪儿不一样，我妈没说。我也没问。
正月初十，我回了老家。我妈问我，红红怎么没回来。我说她忙。我妈炖了排骨，我吃了两碗饭。晚上睡在我小时候那张床上，床腿还是我爹当年用砖头垫的，四个砖头印子还在泥地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给我一个老同学打电话。他在县医院当护工，干了快二十年。
"老赵，我问你个事。脑梗的病人，一般住多久？"
"看情况。轻的十天半个月，重的不好说。"
"县医院脑梗住院，预缴八千够不够？"
"八千？"他笑了一声，"普通病房一天几百，重症监护一天几千。八千块也就三五天的事。"
"那要是有人给交了八千，然后呢？"
"然后看家属。有钱就续，没钱就转院或者拉回家。"
我挂了电话，心里算了算。正月初六交的钱，初八徐红去接小周，那笔钱应该已经花完了。续了没有？谁续的？
正月十二，我回了城。没回家，直接去了公司。公司在开发区，一栋四层小楼，我有一年多没来过了。前台小姑娘不认识我，问我找谁。我说找徐总。她说徐总在开会。
我在楼下等。等到中午，徐红和小周一起出来。小周手里拎着两个饭盒，看见我，愣了一下。
"陈哥。"
"嗯。"
徐红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怎么来了？"
"找你吃饭。"
"我约了客户。"
"那你们吃。"
我转身要走。小周叫住我。
"陈哥，我妈的事，谢谢你。"
我回头看他。
"谢我？"
"徐总说，那八千块是你让交的。"
我看了徐红一眼。她没看我，从包里摸出车钥匙，按了一下，停在门口的奥迪"嘀"了一声。
"小周，你先去车上。"她说。
小周看了我一眼，拎着饭盒走了。徐红走到我面前，站定。
"陈建国，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问一句，那八千块，为什么说是我让交的？"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欠我的。"
"那他欠你的还是欠我的？"
她没说话。
"徐红，你跟我说实话。"我说，"你跟小周，到底怎么回事？"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路边有辆洒水车开过去，放着生日快乐歌，水溅到台阶上，洇湿了她的鞋尖。
"陈建国，"她说，"你记不记得，零三年非典，你在厂里被隔离了二十三天。"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纺织厂，厂里发现一例疑似，整个车间封了。我在里面待了二十三天，每天吃盒饭，睡地铺。
"那二十三天，"徐红说，"我每天骑自行车到厂门口，隔着铁栅栏看你。你看不见我，我就站在马路对面那棵梧桐树底下。后来你出来了，瘦了八斤。"
我不说话。
"你现在瘦了多少？"
我没称过。
"你从去年六月开始，瘦了十九斤。你自己不知道，我每个月给你交体检费，报告寄到公司。血糖、血脂、尿酸，没有一样是好的。医生建议你复查，你一次都没去过。"
我张了张嘴。
"你以为我为什么不接你电话？"她说，"你每次打电话，就是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说不回，你就说好。我说忙，你就说知道了。陈建国，你跟我之间，就剩这三句话了。"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拨开。我看见她指甲上涂着透明指甲油，涂得很整齐，一点没花。她以前从不涂指甲油，嫌干活碍事。
"小周他妈住院，我送他回去，是因为他求我。他跪在我办公室地上，说他妈快不行了，他买不到票。我开车送他，路上走了四个小时，他哭了一路。"
"你给他交钱，是因为他没钱。"
"对。"
"那为什么说是我让交的？"
"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欠我。他欠你，是欠老板的。欠我，是欠人情的。"
我看着她。她眼睛又红了，但还是没哭。
"陈建国，你回家吧。"她说，"冰箱里有我昨天买的菜，你不会做就点外卖。别老吃咸鸭蛋，你血压高。"
她转身上了车。奥迪开出去很远，我才发现自己在流眼泪。风一吹，脸绷得疼。
我回家翻了冰箱。里面有排骨、有青菜、有一盒豆腐。冷冻层里还有一袋荠菜饺子，包得很整齐，是我妈的手艺。我妈从来不会包这么整齐的饺子。
饺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是徐红的字。
"初八那天我本来要去车站接你。小周妈突然病危，他打电话哭得说不出话。我把他送到县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你电话打不通，我以为你改签了。"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
"你三十七个电话，我每一个都看到了。我不知道接了说什么。"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九八年冬天拍的，我和徐红站在城中村那个出租屋门口，她穿一件红棉袄，我穿一件军大衣，两个人笑得眼睛都没了。
照片背面，她写了一行字。那时候她写字还歪歪扭扭的。
"陈建国，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楼下的路灯亮着，照着空荡荡的马路。我想起正月初八凌晨，她从车上下来，绕到后备箱，小周把旅行袋放进去。她关后备箱的动作很轻，像是怕吵醒谁。
她接他，送他，帮他。这些都没问题。
问题是我三十七个电话，她只接了三个。
问题是她知道我在车站，却没看见我。
问题是我扭头就走的时候，她慌了。
她慌的是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她拿起勺子，吃了一个。
"你煮的汤圆，从来没破过。"她说。
"煮多了就会了。"
她低头吃汤圆，我看见她头顶有一根白头发，亮亮的，像一根细银丝。
"徐红。"
"嗯。"
"那八千块，我出。"
她抬头看我。
"你出什么？"
"小周他妈的钱。我出。你从公司账上走的，算我借的。"
她放下勺子，看了我一会儿。
"陈建国，你知不知道公司去年亏了多少？"
"不知道。"
"六十七万。"
我没说话。
"那八千块，是我自己的钱。"
我看着她。她眼睛里映着电视的光，一闪一闪的。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跟你说什么？说公司快不行了？说我把房子抵押了？说这辆奥迪下个月可能就要被收走？"
"你可以跟我说。"
"说了你能怎么样？"她说，"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这话扎人。但她说的是实话。
那天晚上，徐红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了条毯子，她没醒。电视还开着，放一个老电视剧，声音很小。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睡觉的样子。她眉头皱着，嘴角往下撇，睡得很不安稳。
凌晨两点多，她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凑近了听。
"……电话……"
我把她手机拿过来。屏幕亮了，密码是我生日。我解了锁，翻通话记录。我的名字在第一个，三十七个未接来电，三个已接。往下翻，小周的电话很多，最近一个是正月初六，凌晨一点零九分，通话时长四十七分钟。
我把手机放回去。
窗外的路灯灭了，天快亮了。徐红还在睡，毯子滑到地上。我捡起来，重新给她盖上。
她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没睁眼，但抓得很紧。
"陈建国，"她声音含含糊糊的，"你别走。"
我没走。
我就坐在那儿，让她抓着。她的手很凉，指头细，骨节硌人。我忽然想起来，零三年非典结束那天，我从厂里出来，她在马路对面那棵梧桐树底下站着，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瓶水和一个面包。
她看见我就跑过来，面包掉在地上，她没捡，直接抱住我。那时候她手是热的。
现在她的手是凉的。
天亮之后，徐红醒了。她看见自己抓着我的手腕，愣了一下，松开。
"你坐了一夜？"
"没有，刚醒。"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起来洗漱，换衣服，化妆。出门之前，她站在玄关，背对着我。
"陈建国。"
"嗯。"
"你要是愿意，明天跟我去公司。"
"干什么？"
"管仓库。老刘上个月走了，没人盘货。"
"我十年没管过了。"
"我知道。"她拉开门，外面的光涌进来，"你慢慢学。"
门关上了。我听见她高跟鞋下楼的声音，一步一步，很稳。
我走到阳台上，看见她从单元门出来，走向那辆黑色奥迪。车身上落了层薄灰，尾号739被灰盖了一半。她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灯亮了一下。
然后她没走。车停在原地，发动机响着。
过了大概两分钟，她推开车门下来，抬头往楼上看。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在窗帘后面。从缝隙里看见她站在车旁边，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没管。
她站了三四分钟，又坐回车里。这回车开走了，拐出小区大门，尾灯闪了两下，消失在早高峰的车流里。
我回到客厅，看见茶几上放着那碗没吃完的汤圆。汤圆泡了一夜，涨大了，皮都裂开了，黑芝麻馅流出来，把汤染得浑浊。
我把碗端到厨房，倒掉。水槽里转了个旋，什么都没剩下。
我拿起手机，翻到徐红的号码。三十七个未接来电，三个已接。我按了拨号键，响了一声她就接了。
"怎么了？"
"没事。"我说，"仓库几点上班？"
她顿了一下。
"八点半。"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瘦了，眼眶凹进去，胡子两天没刮。
我摸了摸口袋，摸到那张纸条。徐红的字，两行。第一行是解释，第二行是"我不知道接了说什么"。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抽屉。照片还在，九八年冬天，红棉袄，军大衣，两个人笑得眼睛都没了。
我把照片翻过去，背面那行歪歪扭扭的字还在。
"陈建国，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
房子有了。别的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正月初八凌晨两点四十一分，我站在出站口的水泥柱子后面，看见我老婆的车。她接的不是我。我扭头走了。她慌了。
她慌的是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你们说，她慌的是我这个人，还是慌我终于看见了。
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明明在一个屋檐下，却打不通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