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年会奖励了30台宝马，独独漏了我这个销冠，我没作声，第二天总经理看见我和他的头号竞争对手在签8.9亿合同！
01
第三十把钥匙发出去的时候，我还在数。
台上的红托盘空了。主持人念完最后一个名字，掌声哗地起来，前排那桌有人站起来，把手举得很高。
我坐在第十七桌，面前那条清蒸鱼凉了，鱼眼睛白蒙蒙朝上翻着。
我是苏晓萍，宏曜环境大客户部总监。去年一年，我一个人做了公司百分之四十一的回款。这个数我记得住，因为每个月五号，财务小张都会把它发到部门群里。
台上领钥匙的三十个人里，有刚来一年半的小伙子，有行政部管考勤的大姐，有仓储那边的老吴，去年因为错发了两车货被通报过。
没有我。
主持人还在念串词，说这是公司对大家一年辛苦的感谢。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杯子是印着公司标志的玻璃杯，边沿有个小磕口，我用有磕口的那边喝。
陆兆平坐在主桌，面前摆着他那个搪瓷缸，白底红字，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灰的。他讲话讲到一半，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又放下。
那三十台车是白的，同一个牌子，年会前就在楼下停车场停好了，一排，靠东边。主持人说，钥匙发下去，明天就能开走。
我数到第三十把，就把手机翻出来了。
桌子底下，屏幕的光照在膝盖上。通讯录往下拉，停在一个名字上。
方知远。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久到服务员过来收盘子，问我这盘鱼还要不要。
我说不要了。
散场的时候下了点雨。我没带伞，走到停车场那几步路，头发就湿了。我们家那辆车停在最里面，副驾脚垫上还放着陈建平的卷尺，今天早上他量客厅踢脚线，忘了拿走。
到家十一点四十。客厅的挂钟指着十一点三十三。这钟慢了七分钟，慢了两年，谁也没想起来调。
陈建平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放的是钓鱼节目，画面里有人在收线。
我把电视关了。
02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在云栖路锦桓总部楼下。
前台的绿萝叶子黄了一半，没人剪。接待我的姑娘把我领到十九楼，会议室门上贴着三个字，云岭厅。
方知远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深蓝色，掉漆了。
“苏总监，坐。”
“方总，我不绕。”
“你绕不绕都一样，我十点还有会。”
“八点九。”我说，“设备加安装，宏曜能吃下的最多五点二。”
方知远把保温杯拧开，又拧上，没喝。
“五点二。”他说，“你这个数，是从我这边倒推的。”
“是从你们去年的报价单倒推的。”
“那单子我没给过你。”
“你没给过。你们一个项目经理给过。”
“谁。”
“上个月离职的那个。”
方知远笑了一下，笑得不太好看。他把保温杯推到桌子中间，像推开一件碍事的东西。
“苏总监，”他说，“从逻辑上讲，你今天是替宏曜来的，还是替你自己来的。”
“替宏曜。”
“陆兆平知道对面是我？”
我没答。
“他要是知道，”方知远说，“他连标书都不会拆。”
“所以我不打算让他提前知道。”
“签完呢。”
“签完再说。”
方知远靠在椅背上，看了我一会儿。窗外有架飞机飞过去，声音闷闷的。
“三年前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是‘先放放’。我等了他三个月。第四个月我把那个标自己做完了，赔了六百万。”
“我知道。”
“你知道。”
“他那年账上没钱。”我说，“他把标书锁进抽屉了。跟您说的是上面不同意。”
方知远没说话。他拿起保温杯，这回真喝了。喝完把杯子转了个方向，杯底朝着我。底下贴着一张小贴纸，边角磨白了，上面是个小孩画的太阳，画得歪。
“我女儿五岁贴的。”他说，“现在她二十八了。”
我没接话。
“五点二可以。”他把杯子放下，“但有一条。项目负责人那一栏，写你的名字，服务期三年。”
“为什么。”
“因为我信不过宏曜。”他说，“我信得过你。”
“这三年你不能走。”
我拿起笔。
“苏总监。”他又说了一句，“我提醒你。陆兆平这个人，你替他赚了一辈子钱，他未必记得。你哪天不替他赚了，他一定记得。”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签。”
“我签的不是他。”
03
我在宏曜干了十四年。
前两年跑工地，穿胶底鞋，夏天走楼梯，走到十三层腿就抖。后来做大了，一年到头坐办公室，手腕上落下毛病，常年戴一个灰护腕，洗得发白了也没换。
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把自己待成一件家具。搬不动，也不敢搬。
去年秋天，南塘织造那边压价，我在合同上让了三个点。事后审计查下来，说超了授权。陆兆平在会议室里问了一圈，问是谁让的。
我说是我。
他问为什么。
我说那家厂子两年前帮过我们。那年冬天他们的货压在港口，我们的人去帮着卸了三天。
陆兆平没说话，把笔帽拧开又盖上，拧开又盖上。后来我年终扣了两万八。
年会那三十把钥匙的事出来之后，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这个。
其实还有一件事。
三年前那个标，本来是要我去的。陆兆平把标书锁进抽屉那天，叫我去他办公室，说了句，苏晓萍，咱们不做这个了。
我问为什么。
他说，先放放。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三个字。后来听得多了，才知道这三个字在他嘴里，就是“不行”的意思。
那天下午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份关东煮。萝卜卖完了，我买了两个鱼丸，站在门口吃完才上楼。
方知远说的那句“我信得过你”，我在车上想了很久。
信得过我什么呢。信得过我不会跑，还是信得过我不会赖。
车开到望江小区门口，我没直接进去，在路边坐了一会儿。手机壳背面贴着一张我女儿幼儿园时的贴纸，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边角翘起来了。我用指甲按了按，按不平。
04
签字前一晚，九点，我在擦厨房的墙砖。
瓷砖是白的，缝里有点发灰。我用旧牙刷蘸着洗洁精，一条缝一条缝地刷。刷完一遍，拿抹布擦干，看着不太对，又刷了一遍。
陈建平回来的时候九点四十。他进门先换鞋，把卷尺从裤兜里掏出来，放在鞋柜上。
“今天去量了个仓库。”他说。
“嗯。”
“你在干啥。”
“擦墙。”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
“你擦第三遍了。”
“脏。”
“不脏。”
我没停手。
他也没走。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会儿抽出来一只，挠了挠胳膊。
“那个车的事，”他说，“老周媳妇在小区门口跟我说了。她说你们公司发了三十台。”
“嗯。”
“没有你。”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不要也行。”他说，“咱家那辆还能开，去年刚换的电瓶。”
“嗯。”
“你要是心里不痛快，你就说。”
我把抹布放进水池，拧开水龙头冲了冲。
“我没事。”
真的。我这辈子最拿手的一件事，就是把“我没事”说成真的。说得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信。
陈建平在台面上把卷尺拉出来一截，又收回去。拉出来，收回去。三四次。
“明天几点回来。”他问。
“不知道。”
“那我把饭温着。”
“嗯。”
我把水池里的抹布拧干，搭在水龙头上。
“陈建平。”
“啊。”
“明天我签完，跟你讲个事。”
“啥事。”
“回来再说。”
他“哦”了一声，把卷尺拿起来，放回鞋柜上。
我回卧室躺下。客厅的电视开了，又关了。又开了。声音调得很小，还是那个钓鱼节目，有人在说今天的水温。
我盯着天花板看。隔壁家的洗衣机在转，嗡嗡的，隔一会儿停一下，隔一会儿又转。
躺在床上，我把明天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八点九。五点二。项目负责人。服务期三年。
过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发现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在想陆兆平那个搪瓷缸。缸子上那个豁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有一年公司搬家，他儿子来帮忙，抱着一箱资料，路过他办公室门口，胳膊肘撞在门框上，缸子就掉地上了。那年他儿子刚上高中，现在人在外面，一年回来一次。
那缸子他用了十几年。摔了也不换。
我当时站在旁边。他蹲下去捡，捡起来看了看，说，还能用。
还能用。
我翻了个身。
陈建平进来的时候很轻。他以为我睡了。他把卷尺放在床头柜上，脱了外套，坐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
“苏晓萍。”他小声叫了一句。
我没应。
他又坐了一会儿，躺下了。
十二点的时候我起来喝水，看见厨房那面墙，白得有点晃眼。
05
第二天下午三点，锦桓总部十九楼。
签完字，方知远跟我握了手，说合同他让人送一份到宏曜。我说不用，我自己带。
出了会议室，我在电梯口等。玻璃门后面那间会议室的墙上贴着一行字，锦桓环境。
电梯到了，门开，陆兆平站在里面。
他手里拎着那个搪瓷缸，豁口正对着我。
他先出来。我没进去。
“苏晓萍。”
“陆总。”
他往我身后看了一眼。会议室门上“云岭厅”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你来这儿干什么。”
“签个合同。”
“跟谁。”
“方知远。”
他把搪瓷缸换到另一只手里，缸子里还有半缸茶，晃了一下。
“多大。”
“八点九。”
他“哦”了一声。
“我今天上二十楼要账。”他说，“老赵欠我们四百七十万，拖了八个月。”
我没接话。
我把文件袋打开，抽出一份，递过去。
“这是宏曜那份。五点二。”
他接过去，翻。翻得挺快，一页一页。翻到第六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有项目负责人一栏。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后面跟着服务期三年。
他盯着那页看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他翻过去了。
“财务小张跟你说了？”他问。
我愣了一下。
“什么。”
“服务协议。”他把文件合上，“我让她别打印了。”
“什么服务协议。”
他没答。他把文件递还给我。
“年会那个名单，”他说，“你数了没有。”
“数了。”
“三十把。”
“嗯。”
“第三十一把在我抽屉里。”他说，“得签三年。我没让人打印。”
电梯又来了。他没动。
“你这一年做得不错。”他说，“四十一个点。前年三十七。”
“陆总。”
“我不绑人。”他说，“这个数是我该给你的，不是拿三年换的。”
他说完就走了。走得有点拖，右脚。他右脚有旧伤，好几年了。
电梯门合上之前，我看见他把搪瓷缸举了一下，像是要喝，又放下了。
我站在原地，文件袋捏在手里，捏得有点变形。
06
一个月后我回宏曜办手续。
楼下的停车场里，那三十台车还停着，白的，一排，靠东边。有两辆上了牌，剩下的还挂着临牌。前两天下过雨，车身上一层泥点子。
我从中间走过去。有一辆车头朝里，停得不太正，左前轮压着线。
上到七楼，我那个工位已经有人了。一个年轻姑娘，桌上摆着一盆小多肉，正在打电话。她看见我，站起来。
我说你坐，我来拿点东西。
抽屉里剩的不多。半盒润喉糖，过期了。一支笔。还有一个钥匙扣皮套。
皮套是年会伴手礼，深棕色，边上压着一道线，本来是装车钥匙用的。三十把钥匙发下去那天晚上，每个人的皮套里都塞了东西。我这个一直空着，我拿它垫在显示器下面，垫了一年多，压得有点扁。
干了十四年，一个抽屉就装完了。
财务小张从门口过，看见我，进来。
“苏姐。”
“嗯。”
“手续我给你放桌上了，你签个字就行。”
“好。”
她站了一会儿，没走。
“苏姐，”她说，“陆总那个服务协议的事……”
“我知道了。”
“他上个月让我把打印好的碎掉。”她说，“我问他为啥，他说先放放。”
我“嗯”了一声。
小张又说：“他那个缸子，你知道吧，豁口的那个。上周摔了，摔成两半。他拿胶粘上了，粘得歪歪扭扭的。”
我笑了一下。
“他儿子小时候摔的。”我说。
“啊？”
“没事。”
我把皮套塞进包里，跟小张道了别，往电梯走。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一条缝，风把消防通道的门吹得一响一响。
走到电梯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姑娘已经坐回去了，多肉摆在显示器旁边，正好挡住原来垫皮套的那个位置。
电梯来了。我进去，按了一层。
电梯在三楼停了一下，门开了，走廊里没人，灯亮着。我按了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