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九十八,加满。”
小姑娘把油枪从油箱口拔出来,又看了一眼我的车。“姐,真加九十八啊?”
“加。”
“您这车加九十二就中。”她胳膊肘搭在油枪上,“贵两块多。”
我把车窗往上摇了一点。“加满。”
她没再问。
我知道有人偷我的油。
我车油箱盖的锁坏了一年多。修车的老许说换个锁不贵,我说下次吧。下次一直没来。
一个多月前,我发现油表不对。我这个人记性好,哪天加的油,加了多少,心里有数。原来我五天加一回,后来四天,再后来三天就得往加油站跑。
我以为是加油站机器有毛病。
我在小票背面记里程。记了四天,对不上。
我住的望江里是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我住三楼东边。三楼西边住着郑长贵一家。他在建材市场给人拉货,开一辆旧面包车。他老婆吴月梅在小区南门口摆早点摊。
我楼下的停车位是三号,正好对着我家厨房窗户。
发现是第五天早上。
那天我四点五十起来上厕所。出来的时候顺手往楼下看了一眼。
郑长贵蹲在我车屁股后头。
他穿一件灰夹克,袖子撸到胳膊肘。一根透明软管,一头插在我油箱里,另一头他含着。地上放着一个白塑料桶。
我站在窗户后面,嘴里还含着牙膏沫。
他没抬头。
我也没动。
他抽完了,把软管卷起来,塞进夹克口袋,拎起桶往楼道口走。走到一半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我的车。
然后他上楼了。
我漱了口。
第二天我去开店。第三天也是。
第四天下午,我去了加油站。小姑娘换了个人,戴眼镜。我说,九十八,加满。
她说:“您确定?”
我说确定。
我这车开了八年,一直加九十二。说明书上写的就是九十二。
加完油我把车开回来,停在三号位。
那天是十二号。
从那天算起,第六天,交警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夜里三点四十,隔壁的灯亮了。
我没趴窗户。
我听见了。
02
吴月梅的早点摊在南门口,一辆三轮车,一块铁板,两个保温桶。她的豆腐脑卤子做得稠,我们楼里好几个人吃她家的。
那天我出门晚了。一个客人约了七点半来拿裤子,我六点五十才下楼。
“方姐。”她隔着铁板喊,“吃了没。”
“没。”
“给你摊一个。”
“行。”
她打蛋的动作利索。刮子转一圈,面糊摊开,翻个面,磕个蛋。
“老郑说你那车停得好。给他留了地儿。”
“我没留。”我说,“那地儿本来就空着。”
“他说你留了。”
我笑了一下。
她把煎饼卷好,用纸包上递过来。我把手往兜里伸。
“算了。”她说。
“哪能算了。”
“一个煎饼。”她说,“上回你给我家郑阳改裤子,也没要钱。”
我接过煎饼。
她低头刮铁板上的渣,刮子刮出很大的响。
“方姐。”
“嗯。”
“你这车,费油不。”
她问这话的时候没抬头。
我拿着煎饼站了一会儿。
“还行。”
“老郑说你这车好。跑起来稳。保养得好。”
“开着顺手。”
“他那破面包。”她刮着铁板,“跑一趟建材市场,回来就得加。”
“跑车费油。”
“是啊。”
她把刮子往桶里一扔,抬起头。“我瞎说的。你别多心。”
“我没多心。”
我上了楼才发现。平时她给我一个煎饼,今天纸袋沉。底下还压着一个,也热着。
03
我的铺子在望江里东边那条巷子里,门脸一米五宽,门口挂一块蓝布帘子。帘子上别着一块木牌,“改衣”两个字是我自己用烙铁烫的。
一天来不了三个人。
上午我熨衣服,下午改衣服,晚上六点半关门。回家路上买菜,一个人做一个人的饭。吃完洗碗,擦灶台,看会儿电视。十点半上床。
陶建军跑货运,一个月回来两三趟。回来那天我多做两个菜。他吃完就睡,第二天早上走,走之前把换下来的衣服搁在洗衣机上。
陶然在外地念大专,学汽修。上个月打电话回来,说学校要交一笔钱。我打过去了。他也没说谢谢。
我妈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她说,一个人过久了会怕两样。怕半夜楼下有动静,怕白天没人来敲门。
她说得对。她没说过,这两样一起来的时候怎么办。
楼下王阿姨爱说话。有天下午她来我铺子里改棉裤腰,一边看我踩缝纫机一边说。
“东边三楼那家,你认得吧。”
“郑长贵。”
“他以前开公交的。”
“是吗。”
“开十七路,开了十几年。”
她把手里的瓜子壳放进我的烟灰缸。那个烟灰缸是我爸留下的,我不抽烟。
“后来出了事。”她说,“一个老太太横穿马路,他一个急刹。车上一个乘客摔了,肋骨断了。”
“赔钱了?”
“赔了。公司也给了处分。他自己不干了。”
“哦。”
“他这人。”王阿姨扯了扯裤腰,“心太软。别人看见老太太按喇叭,他看见老太太刹车。”
我后来留意过他那辆面包车。停在楼底下,车身有泥,挡风玻璃上夹着一张停车卡。医院的那种。我没凑近看。
有一天早上我去开铺子,看见他的车停在小区门口。车里坐着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头发全白,怀里抱着一个布袋子。
郑长贵从驾驶座下来,绕到后门,把门拉开。
老太太下车下得很慢。他扶着她的胳膊。
我在马路对面站着。他们也在等绿灯。
04
陶建军是星期四打的电话。
“这周回不来。”
“怎么了。”
“车在西边。”
“哦。”
“你自己看着办。”
“嗯。”
“没什么事我挂了。”
“建军。”
“嗯?”
我本来想说陶然上个月打电话的事。想说他连句谢谢都没有。想说我那台缝纫机最近声音不对,可能得上油了。
“没事。”我说,“路上慢点。”
挂了电话,我把桌上的碗收了。中午吃的,一个碗,一双筷子。我洗碗,擦干,放进碗柜。碗柜里还有一套新碗,结婚时候买的,二十年,没怎么用过。
那天晚上我熨衣服。
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客人拿来改袖长。我拆了线,量好,重新缝。缝完要熨。蒸汽熨斗压在袖子上。
一下。
一下。
我熨那条袖子熨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我知道不该那么烫。料子是好料子。我一边熨一边想,我是不是该跟他说。跟谁说。说哪件事。
我不说破,不是舍不得那点油。他一个月抽走的,不够我加两次油。
我是舍不得别的。
这个楼里住着十几户人。我认得他们的脸,不认得他们的名字。楼道里碰见点个头。我在这儿住了六年。
六年里,敲过我家门的,一个是收水费的,一个是王阿姨。还有一次是楼下的小孩,球踢上来了。
郑长贵偷我油的那几天,我半夜醒得特别准。三点多,有时候四点多。醒了听楼下有没有动静。
有动静我就趴窗户看。看完了回去躺下,反而能睡着。
我不说破,是因为那几天,那是我跟这个世界唯一还有关系的事。
线断了。
我穿针。穿了五回,没穿进去。眼睛不行了,有点花。我把线放下来,坐在凳子上。外面巷子里有人说话,两口子,说什么听不清。我听了一会儿。
我又把线拿起来。
穿进去了。
那天晚上我又醒了。
楼下有动静。
我没趴窗户。
我听着,一直听到没声了。
05
第六天上午九点多,我接到一个电话。
“请问是方晓棠女士吗。”
“是。”
“我这里是交警三中队。您名下有一辆白色轿车,牌号尾数是七。”
“是。”
“我们核实一个情况。”对方声音很平,“您最近有没有发现车辆油量异常。”
我说:“什么意思。”
“有一辆面包车,前天早上在望江路口出了事故。我们在调查车辆情况。”
“事故。”
“人送医院了,没有生命危险。”
“哦。”
“您的车我们调了监控。有人多次在夜间接触您的车辆油箱。”
我拿着电话站在铺子中间。外面有人喊卖水果。
“您方便来一趟吗。”
“方便。”
交警三中队在一条断头路上。我骑车去的。门口有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四十来岁,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他领我进去,在一张桌子前坐下。
“方女士,您跟郑长贵是什么关系。”
“邻居。”
“您知道他在用您的油吗。”
我没说话。
他也没催。
“监控我们看了几次。”他翻开文件夹,“他一般凌晨四点前后下楼。从您车里抽油。带一个塑料桶。”
“嗯。”
“您知道。”
“知道。”
“您没有报警。”
“没有。”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前天早上五点二十,”他说,“郑长贵开他的面包车,从望江里载一位老人去永安医院。路上在望江路口,一辆电动车从侧面出来。他往右打方向,撞上护栏。车头变形。老人没事,他肋骨断了三根,现在住院。”
“老人是你们楼上四楼的刘淑珍。尿毒症,一周透析三次。郑长贵接送她,接送了半年。”
我坐在那儿。
“刘淑珍家里人跟我们说,郑长贵没要过一分钱。”
我从交警中队出来的时候,吴月梅在大门口。
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保温桶。
“方姐。”
“嗯。”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我看着她的脸。眼睛有点肿。
“老郑跟我说过。”她说,“‘方姐这人明白。她那车油表灵得很。’”
“他说,‘她知道’。”
我没说话。
“他每次就抽两升。”吴月梅说,“他说两升够来回。”
“什么来回。”
“去医院来回。”
她把保温桶的袋子换了个手。
“我不怪你。”她说。
她没往下说。
“你要是早说一句。”过了一会儿她说,“他就没脸去了。”
她走了。走了两步,回头。
“方姐。”
“嗯。”
“你那油是九十八的。”
“他那车加不了九十八。他回来跟我念叨过。说方姐的车吃的是细粮。”
“他那车烧九十八,”她说,“我总觉得不对劲。”
她走了。
我站在交警中队门口。太阳挺大。
我想起一件事。
有一回半夜我趴窗户看。他抽完油没马上走。他在我车边上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车顶。
像摸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走了。
06
郑长贵在永安医院住了二十多天。
吴月梅每天早上出摊,出到九点,收摊去医院。中午回来做饭,下午再去。
我去过一回。带了水果。病房在三楼,六人间,他靠窗。我进去的时候他在睡。
我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她的保温桶也在那儿,盖子没盖严,里面是小米粥。
我站了大概五分钟。
他醒了。
“方姐。”
“嗯。”
“水果……”
“你躺着。”
“那油。”他说。
“你别说了。”
“我记着呢。”他说,“我记着数。等我好了,给你加回去。”
我说:“不用。”
“要的。”
“你那油太贵。”他说,“我那车烧它,烧不起。”
他闭上眼睛。可能是疼,也可能是别的。
我走了。
吴月梅的摊子还开着。
我后来每天早上从她摊子前过。她给我煎饼,我给她扫钱。她收。
有一回她多给了一个。
我说不用。
她说吃吧。
我们谁也没提那天在交警中队门口的事。
郑长贵出院那天,我在铺子里。听见楼下有车停。我掀开布帘子看了一眼。他的面包车修好了,车头有一块新漆,颜色比别的地方深。
吴月梅扶着他下来。
他瘦了。
那天晚上我关铺子。卷帘门拉到一半,看见对面巷口的煎饼摊还亮着灯。吴月梅在收摊。她把铁板擦干净,盖上,把桶搬上三轮车。
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也看了她一眼。
我把卷帘门拉下去了。
我把车开去加油站。小姑娘问,还是九十八吗。我说,九十二,加满。
开回来停好,我上了楼。他家门没关严,走廊里有一股熬粥的味道。
三楼那盏声控灯坏了半个月。我一直没报修。
摸黑开的门。
